《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大萧条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大萧条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

 

如果问过去一百年来世界发生的最严重的经济灾难是什么?经济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大萧条,大萧条重创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高。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萧条的冲击波同样重创了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

相比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加脆弱,经济衰退的程度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普通民众遭受的苦难也更大。

只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界所忽视,只有。

少数历史学者注意到大萧条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本书作者程山质子就是其中一位。

承山治子是日本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他师从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

这本大萧条时期的中国是成山之子的学术代表作,研究的是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

大萧条发生时,中国正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萧条带来的通货紧缩让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暴跌。

中国农村地区首先遭到重创,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失去了基本消费能力,对棉布等工业品的需求大大萎缩。

当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是农民,农民需求的萎缩就代表着整个国内市场的萎缩。

这给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打击。

紧接着,西方各国为了走出泥潭,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让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国际银价随之大幅上涨。

这个时候,中国作为唯一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汇率急剧攀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

更要命的是,高涨的国际银价意味着出口白银能够获得暴利,这加剧了白银外流的速度,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上海金融市场崩溃,上千家企业一夜之间倒闭。

为了应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推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发行统一货币法币。

要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情况。

人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由此大大加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

程山自己认为,大萧条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其实是近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分水岭。

顺便提一句,这本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可以算是学术写作的典范之作,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理论构建,还是微观层面的典型案例选取,都显示出了成山之子过硬的学术训练功底,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实体书现在已经绝版了,幸运的是咱们得到电子书里就有,我强烈建议你找来读一读。

下面我就分两个部分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来看大萧条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冲击?然后来看国民政府是怎样推行币值改革的。

要说清楚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

我们知道从明朝开始,白银就取代铜成为了中国的本位货币,但是中国并没有丰富的银矿流通所需要的大量白银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全球主要有两大产淫地,美洲和日本。

据估算,十六到十八世纪,每周共产出了十二点九万吨白银,日本产出了九千吨白银,这两个地方产出的白银总量中有将近一半流向了中国。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生产的瓷器。

丝绸和茶叶都是畅销古代世界的奢侈品。

西方人用美洲白银大量购买这些产品,但是却没有什么值钱的产品可以卖给中国,于是中国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白银也就大量流入中国,支撑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体系。

但是要注意,这种货币体系是自发形成的,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对白银在中国的流通进行管理。

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政府都还没有发行自己的银币,市面上流通的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外国银币,有西班牙银元被称为本扬,有墨西哥银元被称为阴阳,还有英国银元、日本银元、西贡元等等,这些银币都是随着贸易顺差而留在中国,并被作为通货来使用,直到一八。

八九年,张之洞才在广州开设了第一个铸币局,这里铸造的银币被称为龙羊。

民国早期,有一种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在中国广泛流通,但这时候仍然是各省用进口银条自行铸造银币。

中央政府既没有统一的铸币管理权,也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来协调整个货币体系。

在二十世纪初,欧美各国甚至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由政府统一发行和管理货币,中国这种完全放任自流的货币体系就显得非常特别。

当时来中国考察的美国货币专家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货币体系一说。

此外,中国的货币制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一八五零年代之前,欧美各国都是采用经营副本位置。

八五零年代之后,欧洲各国、美国、日本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是唯一采用银本位制的大国,也就是说白银在中国是通货,而在其他国家只是一种普通商品,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所以当时中国的货币体系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第一,政府不能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市面上流通多少货币完全看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如果国际收支有盈余白银流入,那么货币数量就增多。

而一旦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白银大量外流就会引发通货紧缩。

第二,政府也不能控制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

白银在国际市场上只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价格由远。

在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决定中国政府无力掌控。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样的货币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

政府对本国货币的数量和价格缺乏最基本的管理,国际上对白银供需情况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扰乱中国的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只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一九三零年代初,这段时间国际白银的走势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

当时世界主要国家都改为金本位制,对白银的需求量下降,国际银价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缓慢下跌,这就意味着中国货币的汇率在缓慢贬值,这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的国内经济也出现了比较理想的温和。

心脏的状态,这让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有一批民营企业家成长起来,包括有实业大王之称的张简,有面粉大王和民杀大王之称的荣氏兄弟等等。

我在解读的大商人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他们的创业故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来听。

根据经济史学家罗斯基的估算,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二年中,中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九点四,超过了当时日本、英国和苏联的工业增长率。

成山之子认为,国际银价缓慢下跌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好运气不可能一直持续。

一九二九年,美国股市崩溃。

含引发的世界性大萧条就像一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很快传递到了中国。

中国的农村地区首先遭到冲击,国际上大米、小麦、茶叶、生丝等农产品的价格暴跌,拖累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也连年下跌。

一九三三年,中国农民出售小麦的价格只有一九三一年价格的三分之二,大米价格只有一九三一年价格的百分之五十九,蚕茧跌得最狠,一九三四年的价格只有一九三零年的百分之三十。

农产品价格暴跌导致中国农民现金收入急剧减少,而农民需要用现金购买的工业必需品,比如棉纱、棉布、煤、油等价格,在同一时期还有轻微上涨,这一跌一涨导致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在。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量农民再也买不起棉布,很多家庭都是几个人共用一件衣服。

以往农民碰到天灾,至少还可以依靠短期借贷来设法撑过这段时间。

但这一次大萧条的冲击,不但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还摧毁了能够给农民提供最后保障的农村金融系统,原因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白银流动被阻断,农村的白银枯竭了。

在正常情况下,一年中每到农产品的收获季节,城市的白银会流向农村,用来购买大量农产品,而其他时间,农民需要用白银来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白银又会逐渐的流回城市,但是在大。

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暴跌,再加上国外低价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白银不再从城市返回到农村,相反白银越来越多地向上海等中心城市汇集。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畸形的繁荣。

二是农村金融系统的崩溃,农民很难再贷到款,当铺拒不接受衣物、农具等物品作为抵押,甚至以土地做抵押都不行。

因为农村土地价格也在急剧下跌,有的地区跌去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当时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考察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说那儿有些地区农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一直站在奇井深的水里,甚至一个小小的涟漪都足以已将其淹没。

农村的凋敝很快影响到了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产品很难找到出路。

雪上加霜的是因美日等国为了尽快走出大萧条的泥潭,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让本国货币大幅贬值。

比如一九三三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中国货币对美国的汇率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这严重打击了中国产品的出口。

一九三三年,中国声私的出口额比一九三零年暴跌百分之八十八,上海一百零七家私厂中只剩下二十六家还在营业。

在国内市场萎缩和汇率升值的双重打击下,中国民族工业长达二十多年的高增长戛然而止,工业陷入全面萧条。

中国棉纺织业的龙头老大容。

这兄弟的身心沙场也在一九三四年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

而当银团试图拍卖沙场时,竟然找不到一个买主,可见当时的工业萧条到了什么程度。

在农村凋敝和工业萧条之后,大萧条的冲击波最终重创了上海的金融中心。

前面说了,一九二九年之后,农村白银大量流入中心城市,造成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

其实这段时间白银除了流向上海,也在悄悄地流向海外。

因为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之后,国际银价上涨,把国内白银卖到国际市场就有利可图。

只不过当时白银外流的速度慢于白银从全国农村向上海汇集的速度,暂时造成了上海金融市场繁荣的假象。

但是从一九三四年年中开始,中国的白银外流开始陡然加速。

一九三四年六月,在美国白银生产集团的游说之下,美国国会通过白银收购法案,要求持续增加白银储备,直到白银储备价值达到黄金储备价值的三分之一为止。

白银收购法案急剧推高了国际白银的价格,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放任自流的货币政策暴露出了严重缺陷,根本无法控制白银的大量外流。

在白银收购法案颁布当月,中国一个月的白银出口就接近之前一年的白银出口总量。

据估计,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的两年中,中国白银净流出四点三亿盎司。

急剧的白银外流让上海金融系统出现钱荒。

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市场崩溃,银行纷纷紧缩银根以求自保,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工业的萧条。

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总商会代表二十个行业分会请求国民政府拯救上海金融市场,他们报告说已经有一千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已经达到五十万。

到这里,始于一九二九年的美国大萧条,经过多米诺骨牌的层层传递,最终引爆了一九三五年的上海金融崩溃。

那么国民政府是怎么应对这次危机的呢?我们接着往下聊。

面对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白银出口征收重税,让出口白银无利可图,但是这个政策效果适得其反。

加税之后,官方记录的白银出口数量确实少了,但是走私出口的白银数量却暴涨了十倍,白银净流出额比加税之前还要多。

眼看着上海金融系统的资金即将枯竭,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从海关税中调拨两千五百万元,给当时的三大政府银行注资,也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再由这三大政府银行把资金带给急需救助的几十家钱庄,暂时阻止了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倒闭。

但是国民政府也意识到,只要中国还坚持银本位制,并且只要国际银价继续上涨,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问题。

国民政府不是没有,能够废除银本位制,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国民政府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成立了中央银行,但这个中央银行并不是真正的央行,他没有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其他银行也不必向他存缴法定准备金。

当时一共有二十八家商业银行和省级银行可以发行钞票,各式各样的钞票在市场上相互竞争。

那么怎么保证这些发行机构不会滥发钞票呢?答案是这些钞票都实行银本位制,都承诺公众可以随时把钞票换成白银,如果谁做不到,那么公众就拒不接受这种钞票。

所以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银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金融稳定器的作用。

如果贸然废除银本位制,那么,新货币该以什么为锚定价值?公众拒不接受新货币怎么办?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金融混乱?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也是国民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秘制改革的原因。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新货币该以什么为锚定价值?想要公众接受新货币,就必须为新货币找到一个价值之锚,保证币值的稳定性不能够大起大落,更不能极具贬值。

当时西方各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实行金本位,剩下的选择似乎只能是锚定一种外国货币,美元、英镑或是日元。

当时美国、英国和日本是主宰东亚局势的三巨头,他们都强烈要求中国的新货币与本国货币挂钩。

原因很简单,中国货币和某个国家的货币挂钩,中国就需要大量这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

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世界的货币与美元挂钩,那么全世界都需要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美元就可以在全世界收铸币税。

所以因每日三巨头展开了复杂的博弈,无论哪一方向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表示支持,另外两方就会跳出来横插一杠子。

国民政府后来宣布新发行的货币不与某一国货币挂钩,而是同时与美元和英镑维持固定汇率。

只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国民政府前后向美国出售了一点八亿盎司的白银,用来换取一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样看来,新货比实际上还是铆钉美元的,但是要让公众相信新货币的价值,光有锚定汇率还不够,国民政府还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新货币能不能自由兑换。

在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过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是造成大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

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出台了加强外汇管制的措施,但是国民政府认为一旦实行外汇管制,会立刻动摇公众对新货币的信心,进而引起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更何况当时中国有巨额的贸易赤字,要依靠海外华侨汇款和外国资本的输入,才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如果进行外汇管制会阻断这个资本回流的过程,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混乱。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国民政否认为维持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币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国民政府还需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在进行壁制改革之前,国民政府有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外债规模,公众普遍担心国民政府会不会大量增发货币来平衡财政预算。

对此,国民政府承诺严格按照准备金比率来发行货币,并且专门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来对新货币的发行进行监督。

在财政预算方面规定,在新货币发行的第二年,政府的经常费按上年度核定预算数一律不加,新增机关非必要者缓射,临时费非必要者不列。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通过严格财政纪律增强公众对币制改革的信心,确定了锚定汇率、自由兑换和财政平衡这三个问题。

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壁制改革,公告规定,自十一月四日起,以统一的法币取代所有流通中的白银、银币和纸钞,并且只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政府银行有发行法币的资格,其他所有机构及个人持有的白银、银币和银本位钞票,必须限期到银行兑换成法币,民间不得私藏白银。

公告特别规定,可以用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保证法币的可自由兑换。

政府还反复强调,法币有足够的准备金支撑流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反映出来,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能不能真正落地执行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实际上币制改革想要成功,国民政府还要面对三大挑战。

首先,政府要求私人银行交出白银换取法币,但是当时美国的白银价格比中国高出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如果私人银行把白银走私到美国换取美元,比用白银换法币,再用法币买美元所得收益要高得多。

这种情况下,私人银行怎么肯乖乖交出白银呢?而且就算中国的私人银行愿意配合政府,但当时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外商银行。

一方面,这些外商银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另一方面,他们拥有中国储户的大量资金,还有很大比例的外汇业务。

如果他们拒不交出白银,那么币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为了让私人银行和外商银行愿意上交白银,孔祥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私人银行和外商银行只需上交法币面值百分之六十的白银,其余百分之四十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来冲抵,并且这些银行还可以继续收取这些有价证券的利息,这就相当于国民政府以很大的折扣卖给他们法币。

但即使是这样,外商银行也不愿意。

直到一九三六年初,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当时美国银价大跌百分之三十,走私白银变得无利可图,大部分外商银行才终于答应交出白银。

紧接着国民政府还要面对。

第二个挑战就是投机商对法币的攻击。

由于法币并没有盯住日元,这让日本政府大为光火。

日本银行不但拒绝交出白银,而且在法币改革的第一个星期就抛售了几百万元法币,试图扰乱汇率,瓦解公众对法币的信心。

对此,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两个措施。

一是向美国出售更多白银,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外汇储备来抵御汇率攻击;二是接管民间投机者囤积的大量外汇。

从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底的一年中,法币先后遭到了投机商的三次大规模抛售。

好在中央银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美元外汇,成功抵御住了攻击,保证了法币汇率的稳定。

这几次汇率保卫战也增加了公众对法币的信心。

公众开始乐于接受法币作为流通货币,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可能意识到他们还面临第三个挑战,叫做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提出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一国政府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者当中,只能够同时实现两个,而不能够三者兼得。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法币的汇率稳定和可自由兑换,那么就不得不牺牲第三个目标,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面对大萧条,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振兴经济,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而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币值。

改革的成功,却不能够通过增发货币和财政赤字的办法来为企业输困。

有实业家曾经批评国民政府在大萧条中无所作为,对民族工业见死不救。

其实面对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使国民政府想有所作为也是有心无力。

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梳理一下一九三五年法币改革的全过程。

在法币改革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白银、银币和各种银本位钞票在市面上同时流通。

大萧条之前的三十多年里,由于国际银价缓慢下跌,给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汇率条件,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段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但是大萧条的冲击让西方各国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

值,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农村凋敝、工业萧条,上海金融市场崩溃。

为了应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废除银本位制,推行法币改革。

国民政府设法保持了法币汇率的稳定性和可自由兑换,但代价是牺牲了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中国经济只能从大萧条中缓慢复苏。

客观来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是基本成功的,中国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主权信用货币的平稳过渡,成功解决了通货紧缩问题,没有引起公众恐慌和经济混乱,是重要的经济成就。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难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和严格的财政纪律,货币发行开始失控,最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事件。

到一九四五年底,中国的物价水平已经上涨到了一九三七年之前的一千六百三十二倍。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将会在另一本通胀螺旋的解读中为你讲清楚,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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