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的自传

《也无风雨也无晴》: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的自传

 

这是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的自传。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凌晨,沈昌文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九十岁。

在他去世后,众多的学者、作家和出版人纷纷发表文章,悼念这位中国出版行业的灵魂人物。

在学术和出版的江湖里,熟悉沈昌文先生的人,无论是耄耋长者还是门生后辈,都会毕恭毕敬地称他为省工,而他却喜欢自嘲为上海滩的小瘪三,说自己一辈子活得很功利。

你或许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但你大概率听说过他出的书,比如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第三次浪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还有杨绛的洗澡、金庸的武侠、蔡志忠的漫画等等,这些在今天已然成为各领域经典的著作,都是在他的主导或者是参与下,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钟,身为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是那股文化热潮的重要推手,它不仅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西方经典一丛,还兼任著名的思想文化刊物读书杂志的主编,从海内外老、中、青三代雪人之中,网罗了最具先锋精神的一批作者,把这本刊物办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向标。

在那个人们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三联出品的图书和读书杂志滋养了无数读书人的心灵。

二零一九年,沈工八十八岁米寿,数十位名家学者为他撰文祝寿,包括王猛、程冠中、葛建雄、陈子善、朱学清等。

这些文章集结成八八审公益书出版。

在这些作者笔下,一个天真洒脱、幽默睿智的老顽童跃然纸上,让人见识到这位令人尊敬的文化老人生活化的一面。

不久后,大家为沈工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宴会,我有幸应邀出席,因而与沈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那一天,神功神采奕奕,步履稳健,身若洪钟,只是听力严重受损。

他带不惯助听器,大家的发言只能让专人同步打在电脑屏幕上,他看着屏幕接受信息,大家众心捧月般地围坐在圣公的周围,其乐融融。

老朋友的聚会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来宾一一回顾与沈公的交往经历,或者关于沈公的奇闻异事,而省工呢只是偶尔插话,但每一次开口总是充满了幽默和讥讽,博得满堂。

喝彩,让人不难想象他年轻时的潇洒与活力。

这本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情,是沈昌文先生在八十岁的时候完成的,完整地回顾了他的一生。

他没有高学历,全靠自学成才,从上海银楼的小学徒起步,然后考取了人民出版社的教队员,在一步步做到编辑主任、副总编,并挑起了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首任总经理的重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出版时代。

透过这部自传,我们可以看到沈昌文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看到他如何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为求知若渴的读书人注入了精神的养分,并鼓动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潮。

那一代出版家和读书人身上所展现的精神风貌和人文关怀,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自传走进沈昌文的一生。

沈昌文,一九三一年九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宁波人,善于经商。

宁波帮一度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崛起有过突出贡献。

沈春文出生于商人家庭,虽然他的祖父很早就过世,但是他的祖母却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商人,在黑社会猖獗的旧上海经营包贩作坊的生意,也就是给上班族送餐,可以说是最早的外卖行业。

沈从文后来在出版业充分发挥了商业天赋,自称书商,大概与从小在十里洋城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祖母有经商的才干,但在培育子女方面却犯了愚蠢的错误。

当年上海滩的花花世界嫖、赌流行,很多男人流连于妓院或者是赌场,败光了家业。

祖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染上恶习,既然让他从小抽鸦片,因为他接受了。

当时的一种流行观念认为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所以沈昌文的父亲十三岁就开始抽鸦片,终身碌碌无为,在二十九岁便英年早逝。

他倒是没有染上嫖赌的恶习,却照样败光了家产,在死后还留下了一堆的债务。

他去世的时候,沈昌文才三岁,全家人为了逃债兵分两路逃离了上海。

等到他们再次回到上海,只能租住在破旧的棚户区里,这些房子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临时建筑,一家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蜗居了五六年。

虽然家道中落,但是祖母认为自己曾经是大户人家,与周围的穷邻居不同,坚决不允许沈昌文跟附近的穷孩子玩,因而他只能天天窝在家里,透过门板缝看外面的世界。

沈昌文的母亲给人做保姆,收入微薄,家里没钱,又想让沈昌文接受好的教育,于是。

祖母找到一个在上海公部局任职的亲戚,请他帮忙,让沈昌文冒充亲戚家的孩子,免费进入了上海租界的一家小学读书。

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强调英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在那里任教。

对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沈昌文倍加珍惜,他在书中写道:我在里面假冒有钱人家的孩子,天天跟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念书,我必须成绩好,才能保证继续学习。

终于从小学顺利毕业,沈昌文又考上了公部局的育才中学,但是练到初二的时候,因为奖学金没有了,又交不起学费,只能中途辍学。

一九四五年,十四岁的沈昌文经亲戚介绍,进入了一家宁波人开的营楼当学徒。

所谓银楼就是制作和买卖金银首饰的商店,而学徒的工作得从做杂物、拉风箱、开。

异常的辛苦,在银楼学到的手艺有限,但因为要伺候好老板和顾客,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他后来进入出版业,长期担任几位领导的秘书,能在不同的领导之间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多多少少得益于在银楼的锻炼。

一九四七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禁止黄金买卖,银楼被迫关门。

但老板考虑到日后可能还有重新开业的希望,并把沈昌文留在身边当佣人。

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正经的事干,主要是伺候老板和朋友们的宴饮和打牌。

牌局上来往的有国民党土豪劣绅、文化人士,也有地下共产党员。

他暗自观察这些人的谈吐和做派,也趁机认识了一些文化人老板虽然待他不薄,但是经常对他极言吝啬,这种寄人篱下。

他的生活让他倍感压抑,他曾经说,自己从小处处要仰仗别人的帮助,哭不能大声哭,笑不能大声笑,连话也不能随便讲。

好在那时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他一边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一边做着半吊子的学生,不是到处找书读,就是练毛笔字。

祖母叮嘱她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的子弟。

为此,他一心寻找继续读书的机会。

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前前后后上了十四所补习学校,学习各种技能,包括速记、会计、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无线电、新闻采访等等。

当时租界里的法国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复兴公园,每天早上有人讲外国文学和历史课,也有人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课,他就早上五点钟跑到公园里去旁听。

除了做工和听课,他还到处找书和报纸来读。

他从银楼里进出的文化人口中,第一次听到托尔斯泰、图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他也第一次接触到邹涛份、胡玉芝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

对于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又追求进步的青年而言,生活书店里的青年自学丛书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他为其中的一些书着迷,并开始以文学青年自居。

这里有必要对三联书店的历史渊源稍作介绍,它的全称是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在一九四零年代由原来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陆续合并而成,三家机构的创办者都是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先驱,而且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多成为出版界的领导。

比如胡玉芝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

之一黄洛峰后来成为新华书店的总经理,而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华映生则主持人民出版社多年。

这三家机构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说都是办杂志起家,用杂志开拓思想文化阵地,直接面向大众,联系读者、团结作家、推荐新人、培养编辑人才,改变了过去的出版秘密刊物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的这种局面。

此外啊,三家机构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地下党工作,也出版过一些共产党的政策文件。

邹韬奋在一九四四年去世,他还在遗嘱中要求追认加入共产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褒奖邹涛份为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和出版奖,而且至今仍然是国内新闻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由此可见三联书店与中国近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不过沈昌文与三年的第一次接触并不顺利。

一九四九年,他听说三联书店在招聘,便满怀热情地写信去应聘。

他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革命的单位,一定会欢迎他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

谁料三联书店回信说,本店需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

他为此懊恼不已,只得另谋出路。

但是他与三连的缘分也由此开启。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停办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出版社恢复重建,并面向社会招聘员工。

沈昌文抓住机会,并吸取了上次应聘三连失败的教训,隐瞒了学徒和店员的身份,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说自己是报社的记者。

这次啊他顺利考上了人民出版社,担任教队员,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从学徒和店员一跃而成为中央级出版社的。

竣工,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界。

沈昌文到北京不久后,三联书店被撤销,并入了人民出版社旗下。

作为国家出版重镇,人民出版社集纳了许多大牌的作家和学者,可谓卧虎藏龙、人才济济。

没有正规学历的沈昌文在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熏陶下,视野不断地得到拓展。

他一面工作,一面扩大了阅读量,并拼命学习外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号召出版机构学习苏联出版经验,他为此翻译出版了介绍苏联出版情况的书籍,并撰写了对苏联经验的评论文章,可谓进步神速。

因而一九五四年,沈昌文从教队员升任总编室秘书,秘书的工作不是起草文件,而是给领导们准备材料、找数据,开会的时候帮他们做做记录。

当时啊人民出版社是出版政治书籍的机构,主要反革命导师和党内一些主要负责人的著作。

但是在一九五四年,有关部门发布文件,对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状态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缺乏长期规划,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外,没有有计划的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

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己,因而要求加大对其他阐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读物的翻译和出版,并且要积极组织国内的作者写稿。

有领导指出,作家是我们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过去我们习惯编辑领导作者,现在要反过来,出版社要开门办事,要主动出去组织稿件。

在这个文件的号召下,沈昌文一方面加强学习外语,先后翻译了多部阐释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控诉法西斯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等等。

另一方面,沈昌文慢慢参与编辑组稿工作。

在组稿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老一辈的文化人。

他当时参与最多的是编辑一项十二年的翻译规划,用十二年时间出版一点二亿字的外国名著译本。

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等著作。

不过啊出版社的大好形势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给打断了,人民出版社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单位,副社长增燕修被定为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书里面对曾艳淑先生被划为右派的过程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稍微补充一下。

曾燕修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风骨的老革命家,也是党内的开明派。

他曾任南方日报社长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一九五四年调任人民出还设副社长兼组编辑。

在二零二零年出版了曾燕修访谈录里,他回顾了反右运动时期的经历。

他当时是社内反佑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但是他没有参与任何整人的行动,相反,为了错过右派的指标,他竟然主动把自己抱成了右派。

在所有人都明哲保身,甚至为了自保不惜与家人、朋友、同事划清界限的情况下,曾公此举真可谓义薄云天。

沈昌文在书中坦诚了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不义之举,为这忏悔。

比如说在文革中,他作为领导的秘书被迫揭发了长期对他关照有加的社长王子也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

不过在揭发的时候,他避重就轻,说王子冶从来不喜欢在社里吃饭,每顿饭都要回家吃,这说明他一向不愿意同革命者打成一片连生。

在细节上都刻意反对群众革命路线。

这样的揭发看似扣了很大的帽子,但实际上事情很小,名披按堡,最后蒙混过关。

对于下属身不由己的行为,后来这位老领导并没有怪罪,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

这种开明的作风在当时人民出版社的不少领导身上都存在。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沈昌文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冰封逐渐解冻,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前所未有的爆发,迎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热,图书市场逐渐兴旺,各种文学期刊、学术期刊、文化沙龙、艺术展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

在出版业折服了近三十年的沈昌文,在思想、学识、技艺和人脉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积累,他迎来了人。

趁着高光时刻,开始真正登上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一九八零年三月,四十九岁的沈朝文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同时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

一九八五年,文化部批准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被任命为首任总经理,直到一九九五年年底退休。

整整十五年时间,沈昌文将三年书店和读书杂志办得风生水起,为读书人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著作和文章。

今天人们谈及沈昌文,总是与三联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

著名的学者程子善说:没有沈昌文就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中国出版界纽尔的三联书店,这句话并不为过。

要知道,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没有分到一间房子,只分到了三十万元和一两百本老三连板著作的版权,没有房子。

全市人员只能分散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租平房和地下室办公。

他甚至开玩笑说,编辑部是阁楼里的男女。

沈昌文在一些出版和文化前辈的支持下,撇手知足地把三联书店推向了文化舞台的中央。

他担任第一把手,不按老规矩称社长,而是命名为总经理,这是为了与国际上的公司制接轨,这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开先河之举。

当时国内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或者按照地区分工,或者是按照专业分工。

刚刚恢复建制的三联,如何在既有的出版格局中抢占作者和书稿资源,确立自己的专业定位是沈昌文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港台和海外寻找资源,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出版社,他们通过关系逐步联系到港台的罗夫、金庸、梁羽生、曹巨人。

陈冠忠、蔡志忠等等作家和漫画家推出他们的作品。

其中首次在中国大陆推出的金庸小说和蔡志忠漫画格外火爆,已经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同时,三联还大力的联系海外华人学者,比如林豫生于英时,张光职、黄仁宇、杜伟民,这些学者用中文在海外写作早已是声誉卓著。

三联陆续以丛书或者是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为三联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品位。

此外,他们跟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合作是沈昌文出版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编委会由一批研究西方人文科学的青年学者组成,主编是甘扬,其他的成员有周国平、陈嘉应、何光复、陈平原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

这个编委会推出了现在西方学术文库三十多种,新知文库近八十种。

这些西方现代思想著作极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营造了国内人文主义的思想氛围。

这些书当年到底有多火热?人们会在书店排长队,争相购买这些书籍。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印到了七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印到了十万层。

据说啊当时校园里的青年人如果不懂得诗意的栖居,说不上几句存在,限于本质,都不好意思谈恋爱。

甘扬后来回忆称,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帮青年学生都是很狂妄的,他们认为海德格尔都是我们翻译的,还有谁有资格来审我们的稿?他们原本打算与工人出版社合作,但是没能谈妥。

沈昌文听说了这样一个编委会,便赶紧寻求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他承诺完全不干涉编委。

的工作,一切的选题编写全部由编委会负责,他只管印书,于是合作达成了。

这种识人的眼光和决断的魄力,是沈昌文能在短时间内开疆拓土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说说读书杂志。

这本杂志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不妨用历史学家雷仪先生的话来做参考,他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如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的话,那么无以手推读书这本勇立思想潮头的杂志,云集了文史和社科领域最好的一批笔杆子,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在创开号上就打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他的思想开拓性,他的学术品味以及他的风骨和姿态,在当时、在全国的开物理都是标杆性的。

沈昌文曾经对朋友说:我把读书视作自己唯一的精神世界,我更想把读书办成一个醇厚耐读的文化刊物,能帮助人孕育一种文化精神,使得那些常读读书的人不仅是思想先进的,而且是睿智的、谦和的、平实的。

另外他还有一句名言,他说:可以不读书,但是不可以不读读书。

读书杂志已经存活了四十多年,是沈昌文开创了他的黄金时代,人们也公认在他主政时期的读书是最好看的。

但是这样一本思想新锐的刊物,无疑会受到很多压力和挑战,他需要三天两头地跑去做检查。

曾经担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程心,在八八沈宫这本书里提到沈昌文的平衡艺术,他说:当年读书杂志的队伍就是一个五线谱杂货铺。

左中右、老中青,都乐于为读书杂志撰稿,每一期的足稿谋篇就如同走钢丝,找平衡,需要上下逢源、左右开弓。

既要敢为人先,思想解放、学术开放,又要坚持底线不改弦易折,对历史事件既要反思,又不能背叛,许多问题的尺度不好把握,但是沈昌文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也许是年轻时做学徒、佣工和秘书的经验,让沈昌文懂得柔韧和迂回的艺术,懂得放低身段才能做成事情。

他不是一个学问家,他一辈子干出版,可谓读书无数,但是他从不隐瞒自己功力的读书目的,他说尽管自己整日手部试卷,但一不是为了兴趣,更不是为了求真理,而只是图出息。

但有时候他也会震惊微弱,说到,书是一个牵涉到灵魂的事情。

包括作者的灵魂、读者的灵魂,对待灵魂的事情,我们要慎重。

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读书编辑吴冰这样评价:老沈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事指导,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

作家王猛则说,他是出版工作的人精,有了省功让人觉得活着多了一点趣味。

他很有自己的一些原则,但不苦大仇深,他不仅仅有义愤,还有很多幽默乐趣。

沈公这样的人让大家过得快乐,让大家在精神境界越来越开放。

熟悉他的朋友们都喜欢谈省功的饭局,他在饭局上广结天下名士,认识各路神仙。

他的很多书稿和文章选题都是在饭局上敲定的,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穷苦出身,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一些世俗。

癖好,他喜欢自嘲为无能无为、无我之人。

但正因为姿态放得足够低,人活得足够有趣,所以能被内心骄傲的读书人衷心的拥戴。

纵观沈昌文的一生,既有风雨坎坷,也有风光无限,但他的自传以苏东坡的一句词也无风雨也无情来命名,足以看出他已经活得通透、超脱、旷达,一梭烟雨任平生,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智慧老人,谁能不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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