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趋势》: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里

《亚洲大趋势》: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里

 

应该说, 这个书名翻译得不太准确, 英文原名“How AsiaWorks”,直译过来是“亚洲如何运转”。

这其实是一本讲亚洲经济史的书,作者通过这本书来揭示一个重大谜题:亚洲经济体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你看,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组成的东北亚经济体,从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实现了追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而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它们比东北亚经济体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也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但是,它们却在工业化的路上磕磕绊绊、后劲不足,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

造成东北亚和东南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本书给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洞察。

本书作者是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他是著名的“亚洲通”,曾长期担任《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

史塔威尔最有名的一本书是《亚洲教父》,描绘了东南亚地区一批超级富豪的群像。

史塔威尔认为,这些超级富豪没有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他们实际上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产物。

这本《亚洲大趋势》是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之后的又一本重磅著作,通过对比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做法,进一步挖掘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

简单说,史塔威尔找到了三个重要的不同点:第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在经济腾飞之前,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东南亚国家要么根本没进行土地改革,要么只是流于形式;第二,东北亚经济体在工业起飞阶段都走了外向出口型道路,政府用各种手段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东南亚国家政府没有对本国企业进行任何干预;第三,东北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采取了金融管制措施,而东南亚国家却过早开启了金融自由化过程。

史塔威尔认为,这三个关键的不同点,让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工业化努力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下面,我们就把这三点展开详细说。

第一部分先来说第一点,土地政策。

说起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怎么实施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然而史塔威尔却告诉我们,成功的经济追赶要从正确的土地政策开始。

为什么土地政策如此重要呢?首先,如果没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农业的平均产出就很低,整个经济体就没有足够的盈余来投资到工业发展中。

有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业薄弱,甚至做不到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得不耗费宝贵的外汇储备来大量进口粮食。

而这些外汇储备本来该用在刀刃上,用来引进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发展中国家往往75%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

如果农民的平均收入很低,就意味着整个国内市场对工业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很小,本国的制造业就很难发展起来。

很多大企业,比如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等车企,都是先在本国农村市场捞到了第一桶金,才逐渐拓展海外市场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这些乡镇企业的产品也主要是面向农村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第一步,并不是直接上马工业项目,而要从农村改革开始。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资源的分配往往极度不公,少数地主阶级控制着大部分土地,而大量农民沦为没有土地的佃农。

比如,在旧中国,10%的人口占有70%~80%的土地;朝鲜半岛的情况更严重,不到4%的家庭控制着55%的农业用地;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封建领主叫做“大名”,他们控制着日本的大部分土地和整个粮食交易体系。

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坏处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最大的危害还不是社会不公,而是土地的平均产出太低。

你可能会问:产权为什么会影响产量?这是因为,想要提高农业产出,必须对农地进行投资,比如修建灌溉系统、提高土地肥力、购买更好的设备等等,这些都不是贫穷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的。

拥有土地的大地主虽然负担得起,但根本犯不着去干这种劳神费力的事,他们只需要不断提高地租以及向农民放高利贷,就可以占有农民的大部分收成。

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地租,这是由土地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我们知道,按照经济学原理,一旦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而供给会增加,这种商品就会重新达到供需平衡。

但是,土地不一样,价格上涨不能让供需恢复平衡。

一方面,价格上涨不会减少对土地的需求,因为土地需求是由人口推动的,人口越来越多,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价格上涨很难增加土地供给,当一个地区的所有可耕地都开发完之后,就不会再有新增土地。

所以,当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新增供给为零,地主阶级就有了极大的议价权,他们可以不断提高地租,直到只够农民维持基本生存为止。

而农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土地产出,因为即使提高了一点产出,地主阶级也会通过进一步提高地租把好处拿走。

这样一来,土地就被锁死在低水平生产的轨道上。

可以说,在土地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光靠市场机制无法让土地实现最大产出。

怎么破解这个土地困局呢?说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我们知道,新中国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实行分田到户;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两次土地改革,都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让农业产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幅增长。

其实,土地改革并不是中国的独有做法,而是东北亚经济体的共同实践。

日本在近代也经历了两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收缴大名阶级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给农民总共发放了1.09亿张地券,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

当然,对“辞官纳地”的大名,明治天皇也给予了一定的安抚,给他们发放大笔养老金,或者把他们安置进贵族院担任职务。

在分给农民土地的同时,日本政府还投入巨额资金,修建梯田和灌溉系统、引进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新的种植技术等等。

这一系列措施极大提高了日本农业的生产力,让日本可以在城市人口只占25%的情况下直接开启工业化,创造了一个奇迹,对比欧美国家,它们在工业化之前城市人口至少在35%以上。

但是,土地私有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均分田地之后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土地集中的情况。

你看,如果一个农户经营不善、入不敷出,他可能会用土地做抵押来借贷,而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会被债主没收,于是重新变成佃农。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不过70年,日本由佃农耕种的土地就从20%重新提高到了50%。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古代王朝的寿命总是超不过300年这个“大限”,这是为什么?有学者从土地兼并角度进行了解释。

一般古代王朝在开国时期都会进行一轮田地均分,但是,经过200年左右的土地自然兼并,大部分农民最终都会失去土地,全国土地集中到各地的豪门望族手里。

这时候,本来各地零星出现的农民起义就会很快成为燎原之火,最后终结王朝。

也就是说,土地的自然兼并可以看成是古代王朝的“癌症”,如果一个王朝没有死于其他意外,那它也一定会在两三百年之后死于由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起义。

我们再说回日本。

在二战前,由于相当部分农民又沦为了佃农,生活很苦,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自己包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从农村大量招募士兵,并发起了对外侵略。

二战后,战败的日本政府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支持下,颁布《农地改革法案》,开启了第二次土地改革。

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搞土地改革,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对农民的吸引力,争取农民的政治支持。

日本的《农地改革法案》规定,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3公顷,超过部分一律强行征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

在这次改革中,近200万户地主被强征了土地,而400万户贫农得到了土地。

作为补偿,地主可以得到失去土地价值30年期的债券。

不过,土地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而且债券年利率只有3.6%,当时日本又有很高的通胀率,地主拿到的债券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为了减缓土地的兼并速度,法案还规定了多重限制,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流转。

史塔威尔指出,二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和同一时期在新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有高度的相似性。

在美国的推动下,退守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和韩国的李承晚政权都先后进行了类似的土地改革。

通过土地改革,佃农这个阶层在东北亚地区彻底消失了,农民都成为自耕农,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幅增收。

土地改革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土地改革普遍失败了。

以菲律宾为例。

菲律宾在1946年取得独立后,曾多次颁布土地改革法案。

但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每次改革都流于形式、不了了之。

几十年中菲律宾政府从地主手里强行征收的土地面积,仅仅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5%。

而且,菲律宾政府也没有给农民任何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以至于即使少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也没有钱去买种子和肥料,根本无法独立耕种,最后土地又回到了大地主手里。

这里有个数据,菲律宾的西内格罗省盛产甘蔗,但是,这个省将近80%的甘蔗田至今牢牢控制在17个家族手中。

这些地主家族抗拒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甘蔗、橡胶、棕榈树之类的经济作物不适合家庭小农的生产方式,而只适合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方式。

然而史塔威尔指出,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在菲律宾,种植园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出是56吨;组成了农业合作小组的自耕农产出比种植园要高,为每公顷70吨;而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家庭种植的甘蔗产出更高,为每公顷85~90吨。

橡胶、棕榈树等经济作物也一样,家庭小农的单位产出比种植园要高出50%~60%。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总觉得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要比小农经济的效率更高呢?如果“效率”是指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确实是种植园的效率更高。

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极度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充沛,所以,首先追求的不应该是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最大化,而是利用现有劳动力,把土地的单位产出最大化。

方法就是在每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进行精耕细作,比如勤施堆肥、差别化灌溉、利用作物不同的成熟周期来实行“间种”、发展立体农业,等等。

这种园艺式的精细化耕种只能靠家庭农业来完成,走种植园模式是行不通的。

本来,东南亚国家的土地比东北亚要肥沃得多,但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无法实现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土地平均产出比较低,再加上分配不公,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贫困,严重拖累了后来的工业化努力。

第二部分更麻烦的是,东南亚国家不但没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后来在工业化政策上也出现了偏差。

对于后发国家该怎么实现工业化起步,目前在发展经济学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后发国家不能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倡导的自由贸易路线,而要走美国国父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路线。

后发国家政府要采用高关税、产业扶持、直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工业不被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摧毁。

只有当一个国家确立了自己的工业优势之后,政府才应该全力推行自由贸易体系。

这其中的道理,我在解读《富国陷阱》这本书时详细讲过了,建议你找来听一听,我就不再赘述。

这里,我们需要解开一个更难的谜题:东北亚经济体和东南亚经济体都实施了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但为什么东北亚的实施效果要比东南亚好得多?除了前面说的农业基础不同,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我们先来看马来西亚,这是东南亚地区最积极推行幼稚工业保护的国家。

1957年,马来西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在随后的20多年中,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殖民时期形成的买办阶层控制着马来西亚的种植园和食品加工业。

直到1981年,政治强人马哈蒂尔上台,宣布著名的“向东看”政策,学习东北亚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

比如,马哈蒂尔派遣了数千名马来西亚人去日本接受培训,甚至让全体内阁成员学习日本茶道。

马哈蒂尔还效仿韩国朴正熙政府的重化工投资运动,大力扶持和补贴本国企业,希望实现弯道超车。

但没想到的是,那些得到了政府支持和巨额补贴的私营企业家,并没有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制造业、推动技术进步,反而通过私下获得各种特许经营权,在国内市场跑马圈地、巩固自己的寡头地位。

这些寡头企业家把持着马来西亚的石油、电力、通信、采矿、房地产等上游业务,积累了庞大的私人财富,却根本没有为马来西亚的工业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这些人就是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里抨击的主要对象。

除了扶持私人企业,马哈蒂尔也尝试着通过国有企业来拉动本国工业发展。

马哈蒂尔推动成立了国营的柏华惹钢铁厂,希望能够实现高级钢材的自给自足,但是他却用人失误,选择的企业掌舵人既无能又贪腐,让钢铁厂陷入巨额亏损。

马来西亚政府为柏华惹钢铁厂先后投入了60~80亿美元的巨资,基本打了水漂。

当然,马来西亚的国有工业也有亮点——同样是由马哈蒂尔推动成立的宝腾汽车,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拥有自主品牌的车企,辉煌时期还曾经是马来西亚国内汽车市场的行业老大。

但是客观来说,主要是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才让宝腾汽车拥有这样的行业地位。

2003年马哈蒂尔下台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宝腾汽车的支持力度下降,宝腾陷入连年亏损。

2017年,中国吉利汽车收购了宝腾汽车49.9%的股份。

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马哈蒂尔试图用高关税、巨额补贴来扶持本国工业发展。

但是,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它们靠着保护和补贴政策在国内市场躺着赚钱,根本没有意愿去搞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这么多年下来,马来西亚的工业依然停留在初级水平。

这其实是东南亚国家在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时遇到的普遍困境。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史塔威尔认为,虽然马哈蒂尔一直向日本和韩国学习,但他没能领悟到一个关键问题:实施幼稚工业保护需要有一个附加条件。

企业家都是精明的商人,他们如果有机会在国内市场躺着挣钱,那他一定不会去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更不会去辛辛苦苦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企业家追逐利润的本能和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并不是天然一致的。

所以,东北亚政府在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时,都是一方面给企业提供支持,一方面强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利用市场机制淘汰掉没有竞争力的企业。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东北亚政府都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纪律”。

所谓出口纪律,就是对那些受到补贴和保护的制造企业,政府会定期检查它们的出口成绩单,只有成绩好的“优等生”才能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比如,日本企业享受的减税幅度,是根据它们的出口业绩来决定的;韩国企业必须每个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政府根据这个成绩单来决定企业可以获得的信贷额度。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必须是出口业绩呢?因为企业可以躲在高关税背后享有国内市场,但它们是不是真的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必须用国际市场来检验。

是骡子是马,拉到国际市场上比比就知道了。

出口业绩很难长期造假,这是衡量一个企业竞争能力的理想指标。

对于出口不达标的企业,政府会停止发放贷款、取消补贴、甚至是暂扣生产许可证、强制破产等等,以此来淘汰落后产能。

日本政府把这种方式叫做“管理竞争”,韩国政府更是把“管理竞争”做到了极致。

朴正熙政府决心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并不是像马哈蒂尔那样把宝押在一家企业身上,而是先后扶持了6家车企,让它们相互竞争。

对于业绩不佳的企业,由政府主导进行破产清算,或者与业绩好的企业进行合并。

在不断的优胜劣汰中,韩国培育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车企——现代汽车集团。

现代集团的创始人叫郑周永,他是个极其精明的生意人,无论是在日本殖民时期还是战后美国人主导时期,他总能发掘赚钱的项目。

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时,郑周永已经是韩国五大建筑商之一。

如果郑周永是生活在东南亚国家,那么他大概率会成为“亚洲教父”那样的人物。

但是朴正熙上台后,铁腕命令韩国的各大财阀家族,必须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进军制造业,拒不从命的企业家一律以“投机倒把”罪抓起来。

郑周永并没有被抓,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转向制造业和出口业务。

1968年,现代公司和美国福特汽车合作,开办了第一家汽车装配厂,正式进军汽车行业。

据说,郑周永每周都要和朴正熙共进一次晚餐,当面汇报业务发展情况。

同一时期,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等,也被迫接受政府条件,配合政府实施工业战略。

在朴正熙上台后的10年中,韩国制造业出口额以每年40%的惊人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从25%提高到了80%以上。

韩国通过制造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从一个几乎是零工业基础的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史塔威尔说,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好像是一桩在枪口逼迫下缔结的婚姻,而那个拿着枪的人正是朴正熙。

”当然,韩国的例子可能过于极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东北亚经济体在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的同时,政府都严格执行了“出口纪律”,都采取了“管理竞争”的办法来优胜劣汰,都对本国的工业战略和产业发展进行了有效引导。

而这些工作东南亚国家政府基本没做,幼稚工业保护也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第三部分说完农业和工业的情况,最后我们来看看,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该采用怎样的金融政策。

史塔威尔说,虽然“华盛顿共识”拼命鼓吹金融自由化的好处,但金融自由化对后发国家来说恰恰是一副毒药。

后发国家政府不但不能搞金融自由化,反而应该牢牢控制住本国的金融系统,让金融系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

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支持农村发展的农业信贷,还是支持本国工业发展的工业信贷,利润率都不高。

对金融业来说,利润率最高的是消费信贷、房地产投资以及证券投机业务。

所以,如果放任金融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后发国家本来就稀缺的资金一定会流向这些高利润行业,而急需发展的农业和工业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也就是说,金融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和国家重点扶持工农业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为了让金融业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金融抑制”。

东北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都对金融系统实施了严格管制,由政府主导信贷资金的流向,并且通过故意压低存贷利率,为重点扶持的工业企业提供廉价资金。

这等于是向普通储户征收了一种隐形税,用来补贴工业。

比如韩国,在经济腾飞期每年通胀率高达15%~20%,而出口企业却能以极低的利率拿到贷款, 除去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为-10%~-20%。

直到彻底完成工业化之后,日本和韩国才解除了金融抑制政策。

日本政府直到1980年才取消资本控制,而韩国在朴正熙时期对银行系统实施了国有化,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才开启金融自由化之路。

反观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它们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就早早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本该去支持本国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却大量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

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打回原形,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结语好,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来简单做个总结。

史塔威尔通过梳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史,找出了它们在农业、工业和金融政策上的关键不同。

东北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引导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严格控制金融系统的资金流向。

而东南亚国家政府因为没有做到这几点,错失了工业化发展的良机。

在史塔威尔看来,所谓“企业家才能”其实并不稀缺,东南亚国家并不缺乏精明的企业家,它们的真正短板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史塔威尔说,这段亚洲经济史给他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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