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作品精选读后感（琦君作品摘抄优秀段）

在中国东南沿海，屹立着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自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一支分支。因为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台湾曾与祖国大陆有过分离，内战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败北前往台湾。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这些种种政治上变化也造成了文化上的波动。乡愁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说到台湾的乡愁文学，就自然不得不提及台湾现代散文。散文的特征本来就益于抒情达意，在配合上思乡的主题。自然使文章大放光彩，蕴蓄着一缕缕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台湾现代散文创作，首先是以乡愁主题的书写引人注目的。这些怀乡散文较少受到当时台湾文学极端政治化倾向的影响，为台湾文学的健康发展开拓了崭新的艺术空间。

在台湾现代散文中，女性作家的散文创作是台湾女性文学的重镇。从乡愁书写到性别的审视再到性别的抗争，台湾女性散文的创作显示出清晰的发展轨迹，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促成了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从性别经验等女性文学特有的角度出发，张扬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关注现代女性生存处境，探讨现代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对人性的解放，为完美的新道德与文化建设提供的丰富的精神资源，是现代文学史上乃至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而琦君的散文在其中具有典型意义。

琦君，原名潘希真。当代台湾女作家、散文家。代表作品有《烟愁》、《细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髻》、《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她也是著名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原作者之一。

翻读琦君的文章，就如同翻阅一本旧相册。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她笔下的散文将乡愁描绘的那样迷人生动，韵味悠长。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温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好气息。

琦君小名春英出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开始受教于家庭教师叶巨雄，研读诗经、唐诗、孟子、论语、唐宋古文等中国古典文学数年。自幼学期成绩优异，拥有良好的古典文学根基。童年在农村度过，上有兄长一位，因亲生父母早逝，兄妹俩就过继给伯父，由伯父潘鉴宗与伯母叶梦兰扶养长大，潘父与潘母即是琦君文章中所提到的父亲与母亲。由于中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大变动，琦君离开祖国大陆到了台湾。然而故乡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以及她所度过的童年美好时光，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故乡、亲情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和心灵的伊甸园。

琦君对故乡的一切都难以忘怀。她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

读几篇琦君的散文，你便会明显感觉到，似乎每篇散文中都或多或少的提及琦君的母亲。母亲，大概是琦君一身中最重要也影响她最多的人。《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厉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琦君为何会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写自己的母亲呢？除了自己对母亲深深的爱意以外，应该还因为琦君的母亲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然而后来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琦君母亲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琦君认为母亲一生劳碌却无法得到幸福。她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于是琦君写下那些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断。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女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

然而，我却认为琦君花大篇幅，耗多笔墨来写自己母亲的深意其实是想写从前旧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在这种家庭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她想表达的是一种性别审视、性别抗争。她的作品其实是在探讨现代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母亲是离琦君最近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是以自己的艰辛的生存状态给琦君最深震撼的人。所以，琦君的作品中，母亲占据很大的分量。

当然，琦君所书写的并不只有母亲的艰辛生存，还有母亲的温情，母亲善良美好的心灵，母亲温柔敦厚的个性，更多的是母亲带给琦君美好童年的故乡回忆。这份回忆，在过后的几十年都牵绕萦绕着琦君。母亲是琦君的一缕乡愁，乡愁又是琦君对母亲的怀恋。

这一缕乡愁，常常把远在台湾的琦君带回祖国大陆，带她去追寻那些更多更广的然而已经渐行渐远的故乡的人和事。

在对故乡人与事的怀念中，读书的趣事、乐事、感动之事也是琦君思乡散文中的常有主题。在《泪珠与珍珠》中，年少的琦君因一句优美的言语，因一篇措辞精致的文章而反复揣摩反复品味。反复地从中领悟少女时期、学生时代“自以为是”的人生哲理，反复地被这些白纸黑字感动。《读书锁忆》中，琦君从自己私塾时期写至大学时期。从对于私塾严苛肃穆，把读书当做一种严肃的仪式而自己却以孩童最天真稚嫩的方式质疑，反抗的时期，到因为看到五叔婆、母亲不识字没文化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尴尬窘迫。琦君明白了读书的道理，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而读书，她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与母亲、五叔婆同样的人。《母亲的书》中更是通过塑造旧式社会没文化没知识但是渴望学习知识拥有文化的精明能干的母亲形象，道出了琦君后来热爱读书的原因。琦君母亲没有正式认过字，读过书，但在琦君心中，她却是博古通今的。母亲劳动完后便会交琦君替她拿来那本橡皮纸书。橡皮纸的书上没有一个字，实在是一本「无字天书」。裡面夹的是红红绿绿彩色繽纷的丝线，白纸剪的朵朵花样。还有外婆给母亲绣的一双水绿缎子鞋面，没有做成鞋子，母亲就这麼一直夹在书裡，夹了将近十年。这本橡皮纸书蕴藏着琦君母亲对琦君外婆的怀恋。就如同后来琦君对自己母亲的怀恋一样。琦君母亲当然还有其他好多书。像《花名宝卷》、《本草纲目》、《绘图列女传》、《心经》、《弥陀经》等的经书。“《本草纲目》是母亲做学问的书。那裡面那麼多木字旁、草字头的字。母亲实在也认不得几个。但她总把它端端正正摆在床头几上，偶然翻一阵。说来也头头是道。其实都是外公这位山乡郎中口头传授给她的，母亲只知道出典都在这本书裡就是了。”琦君母亲总是对这些知识孜孜不倦，潜移默化地影响琦君今后的求学之路。

这些读书期间的趣事、乐事、感动之事。使琦君的乡愁散发出阵阵书卷的清香。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求学的记忆，在几十年之后还依旧闪亮夺目，让人难以忘怀。

仔细品读，你会发现琦君的乡愁是有多重滋味的。它丰富，形态各异、变化多端；它灵动，生动活泼、绘声绘色。它有一点忧郁，然而却是优美的，适可而止的，不会令人产生因时光逝去，人和事渐行渐远却无法回去的阻隔感、悲痛感。它是温情的，柔和的。像春日里的和煦阳光，像夏日里的清凉大雨，像秋日里的温红枫叶，像冬日里温暖人心的一杯绿茶。它能让人怀乡却不悲乡，它能使人思考却不绞尽脑汁。琦君的怀旧思乡是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在她所书写的篇章里，她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琦君散文散淡着乡愁与思亲的“土作品”

2013年06月01日城市晚报

在台湾女作家中，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也被视为台湾散文大家。

琦君的文字并不华丽，却被誉为华语文坛最温暖的一支笔。出身名门，也历经家族变故，1949年赴台后更是遍尝艰辛，这一切却不能令琦君的文笔变得有一丁点儿的尖刻，她总是温柔地讲述苦难，在平淡中蕴藏深情，正是那些毫不雕饰、如口语般亲切的字句，无数次令人热泪盈眶，感动又酸楚。

她写得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白先勇曾将琦君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林海音相提并论：“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琦君也留下很多关于母亲的散文，诚如白先勇所言，“琦君最感人的作品，都与母亲有关。”

琦君总是谦称，我这个是“土作品”。对于这些“土作品”的写作缘起，琦君曾在《烟愁》后记中这样说：“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故乡的桂花雨

选自《桂花雨》，尔雅出版社 1976年版，有删节

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

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好像也有，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

小时候，我对无论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碧花”……我除了记些名称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即使开花季节，也得从绿叶丛里仔细找细花。它不与繁花斗艳。其香气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闻，还可以吃。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故乡是近海县份，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忌”。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啊！”她担心的，一是将收成的稻谷；二是将收成的桂花。

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

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闻十里，至少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谢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

“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簟，抱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我就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母亲洗净双手，撮一撮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和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

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簟子里，晒上好几天太阳，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珑，一座小小山坞，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我们秋季远足，一定去满觉珑赏桂花。“赏花”是借口，主要的是饱餐“桂花栗子羹”。因满觉珑除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成熟，软软的新剥栗子，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

我们边走边摇，桂花飘落如雨，地上不见泥土，铺满桂花，踩在花上软绵绵的。这大概就是母亲说的“金沙铺地，西方极乐世界”吧。母亲一生辛劳，无怨无忧，因为她心中有一个金沙铺地、玻璃琉璃的西方极乐世界。于是我也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

西湖忆旧

选自《琦君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删节

我生长在杭州，也曾在苏州住过短短一段时期。两处都被称为天堂，可是一样天堂，两般情味。这也许因为“钱塘苏小是乡亲”，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格外有一份亲切之感。平心而论，杭州风物，确胜苏州。住杭州则心灵有多种感受。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可惜我当时年少春衫薄，把天堂中岁月，等闲过了。莫说旧游似梦，怕的是年事渐长，灵心迟钝，连梦都将梦不到了。因此我要从既清晰亦朦胧的梦境中，追忆点滴往事，以为来日的印证。若他年重回西湖，是否还认得白发故人呢？

我的家在旗下营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上。这条路全长不及三公里，被一条浣纱溪隔为两段。过小溪行数百步便是湖滨公园。入夜灯火辉煌，行人如织。先父卜居于此，就为了可以朝夕饱览湖光山色之胜。父亲不谙钓鱼之术，却极爱钓鱼。春日的傍晚，尤其是微雨天，他就带我打着伞，提着小木桶，走向湖滨，垂下钓线，然后点起一支烟，慢慢儿喷着，望着水面微微牵动的浮沉子而笑。他说钓鱼不是为了要获得鱼，只是享受那一份耐心等待中的快乐。

夏夜，由断桥上了垂柳桃花相间的白公堤，缓步行去，就到了平潮秋月。凭着栏杆，可以享受清凉的湖水湖风，可以远眺西湖对岸的黄昏灯火市。临湖水阁中名贤的楹联墨迹，琳琅满目。记得彭玉麟的一副是“凭栏看云影波光，最好是红蓼花疏，白公秋老；把酒对琼楼玉宇，莫辜负天心月老，水面风寒。”令人吟诵回环。白公堤的尽头即苏公堤，两堤成斜斜的丁字形，把西湖隔成里外二湖。两条堤就似两条通向神仙世界的长桥。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苏东坡，两位大诗翁为湖山留下如此美迹，真叫后人感谢不尽。外西湖平波似镜，三潭印月成品字形的三座小宝，伸出水面。夜间在塔中点上灯，灯光从圆洞中透出，映在水面。塔影波光，加上蓝天明月的倒影，真不知这个世界有多少个月亮。

六月十八是荷花生日，湖上放起荷花灯，杭州人名之谓“落夜湖”。这一晚，船价大涨，无论谁都乐于被巧笑倩兮的船娘“刨”一次“黄瓜儿”。十八夜的月亮虽已不太圆，却显得分外明亮。湖面上朵朵粉红色的荷花灯，随着摇荡的碧波，漂浮在摇荡的风荷之间，红绿相间。把小小船儿摇进荷叶丛中，头顶上绿云微动，清香的湖风轻柔地吹拂着面颊。耳中听远处笙歌，抬眼望天空的淡月疏星。此时，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人间。如果是无月无灯的夜晚，十里宽的湖面，郁沉沉的，便有一片烟水苍茫之感。

髻选自《红纱灯》台湾三民出版社1969年版，有删节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熏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所以一到七月七，女人都要有大半天散发。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司髻，像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式样。母亲就请张伯母给她梳了鲍鱼头。那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哪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母亲见我回来，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无论如何，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

名家简介

琦君 1917年出生，当代女作家。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

琦君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烟愁》、《细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她是著名电视剧《橘子红了》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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