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为什么才三品（狄仁杰是如何成为“神探”的）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国神探，有“中国福尔摩斯”之称。

事实上，狄仁杰压根不是什么探案专员，更谈不上什么神探了。不管是胖版狄仁杰，还是帅版狄仁杰，演的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历史人物。后世把狄仁杰当做和包拯一样的人气断案王，不过是因为通俗小说、影视改编的种种附会。那么，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传到国外去的呢？

卒复唐室

狄仁杰最主要的历史评价是“贤”，是“义”，是“忠”。他收到的那么多表扬信里，基本都是夸他力挽狂澜，帮助恢复唐朝社稷，让唐朝多活了两百多年。

比如，欧阳修就说他：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作为武则天时期的名臣重宰，狄仁杰是一个合格的官三代，合格的公务员。直言善谏，并且善于安抚民心。

但是，在史书上被大书特书的，是他人生的最后三年。68岁再次拜相的狄仁杰，帮武则天厘清了晚年最大的困扰——皇位继承人问题。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都请求立自己为太子，狄仁杰坚决反对，并劝诫说：“侄子和儿子哪一个更亲？如果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则千秋之后，还可以配享太庙，世世受人供奉；若是立侄子，还没有听说过侄子愿意立姑姑入太庙的先例。”这番话给武则天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并且影响了她晚年的立嗣。

从狄仁杰四五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就能很清楚地发现，和断案相关的事件基本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一件的话，也是在大理寺的时候。

做了大理丞的狄仁杰，在上任的第一年，将过去所有积压的旧案审理一清。当时涉案有1.7万人，却无一人诉冤，把负责京官考核的人吓了一跳。但是大理丞的职能，只是决定判刑轻重，又不是去现场查案……这充其量只能证明，狄仁杰精力旺盛？

其实，真正让狄仁杰成为“神探”的，是清代吴趼人所写的《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

这本书写了6个案子，3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3件与政治事件有关，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作基础，但其余的主要故事情节则出自作者的虚构。

四大奇案

把狄仁杰的神探身份发扬光大的，是一个荷兰人——高罗佩。

高罗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荷兰人，但他从小生长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因此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古代的中国人。

20世纪30年代，高罗佩在日本读到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非常喜欢。他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太多迷信内容，相反其中有一些悬念比较接近于西方侦探小说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自费出版了2000册，销路非常好。这激励了高罗佩开始创作狄仁杰断案系列。

他的创作思路是从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寻找素材，描写狄仁杰和他的4个助手一起侦破案件的过程。那时，狄仁杰的助手中还没有李元芳，4个助手都来自《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设定。

高罗佩

一开始，高罗佩只想创作一两本小说，激发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来创作类似的小说。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想法，高罗佩只好自己写了下去。在接下来的18年间，他一共写了14部中篇小说和8部短篇小说，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断案系列。

我们印象中的侦探小说，其中的线索、推理一般都是通过现代科技来体现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产生时间差等等。但是，高罗佩在狄仁杰断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寻找素材。

高罗佩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他尤其喜欢研究一些冷门的领域，而且五花八门。比如，他擅长中国的古琴，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古代一种马匹的历史，他还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养长臂猿。

因此他在写狄仁杰断案小说的时候，融入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兴趣，几乎每部小说都以古代器物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或破案的线索，比如屏风、古典漆盒、棋谱、八卦图、瓷瓶、七巧板等。在一个故事中，受害人临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猫的形状，来暗示罪犯的身份。

精心设计

高罗佩早期作品《迷宫案》里有3个案子，其中一个与迷宫有关。这个故事的素材选自“三言二拍”，讲的是一个官员年老还乡后，把自家的后花园改造成一个迷宫。为防长子独吞家产，他把遗嘱藏在后花园的一个亭子里，然后把这个迷宫的地图交给了他的妻子。这个迷宫的设计并不是高罗佩的原创，而是来自一部有关香炉制作的中国古书《印香图稿》。高罗佩选了《印香图稿》中“虚空楼阁”的样式，把“虚空楼阁”4个字的古篆体隐藏在迷宫中。

为什么一个年老的官员会设计这样一个“虚空楼阁”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罗佩借狄仁杰之口感叹道：“足见倪公隐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塵世纷纷，都不过是一些虚幻而已。”可见，高罗佩并不是随意选择中国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设计的。

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写成以后，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称赞这套书充满了少见的魅力与新鲜感。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如今还有很多专门介绍这部作品的网站。小说还多次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很多都是由外国人主演的。

20世纪80年代，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创作起源的地方。这套书的译者是两位外交官陈来元和胡明，他们高超的翻译使得中国读者读起这套书来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反而以为狄仁杰断案系列故事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觉，狄仁杰断案故事是一个“现代发明”。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9期

作者：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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