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在孟夫子看来，伯夷、伊尹和柳下惠虽然都是圣人，但他们各居一偏、独奏一音，只有孔子才集前圣之所成，通过编纂《六经》来“并奏八音”，既能“清”又能“任”还能“和”。与此同时，孔子又是儒学的开创者，是百家争鸣的先驱。对于前代学术来说，孔子是“终条理者”；对于儒学来说，孔子又是“始条理者”，所以孟子用“金声玉振”来赞誉他的学术地位——一首曲子总是以“金声”为开头，用“玉振”来收尾，作为总结者与开创者，孔子能够“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所以获得了“集大成者”的称号。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集大成者”？

后人不理解孟子的原意，而是把“集大成者”歪解成了总结者。例如有些人说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以及慎到的“势”；又有人说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道学思想来自二程和张载、易学理论又兼取邵雍，在各家的基础上编出了《四书章句集注》这样的集成之物；还有人说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陆九渊只是偶尔谈到“宇宙即吾心”，杨简也只是说“天地，我之天地”，只有阳明用“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来总结了心学的理论，使这种思想系统化。

然而，韩非、朱熹与王阳明都并未兼具开创者的身份。在韩非之后，法家就逐渐衰落了，朱熹也是理学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王阳明则是心学最后的辉煌。韩非子的核心思想不过是重新阐述申商之论，朱熹的“理气二元论”也只是调和二程与张载的矛盾，至于王阳明，他的学说基本都建立在《大学》与《孟子》之上，不过是用另一种术语来重新阐述“正心诚意”和“万物皆备于我”的道理而已。

真正的集大成者必然是这样的人——他既是前代学术的总结者，又是后代学术的开创者；既是以往思想的清算者，又是新思想、新方法的建立者。比如西方的黑格尔与明末的王夫之就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说王夫之是“集大成者”？

黑格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因为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将前人的思想原则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概念，纳入自己的体系里。例如笛卡尔的“广延与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叫做“存在与思维”；康德的“二律背反”在《逻辑学》中被丰富成“矛盾”；“绝对精神”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对斯宾诺莎的“实体”与费希特的“自我”进行统一和扬弃。

作为一名总结者，黑格尔的著作总结了当时各门学术所取得的成就。其中，《逻辑学》对应传统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包含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精神哲学》相当于社会科学；此外他还有《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各领域的专著，几乎涉及所有的学科。

与此同时，黑格尔还是一名开创者，他用可知论来对抗当时广为流行的休谟-康德不可知论；他批判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机械论，提出辩证法的逻辑，将矛盾视为发展的动力，并且自觉在自然界中寻找例证。所以说，黑格尔既是理性主义的总结者又是辩证法思维的开创者。

明末三大家之中，黄宗羲是心学的总结者，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都是总结性的著作；顾炎武则是朴学的开创者，他抛开宋明理学，“务当世之务”，开一代之学风；王夫之则类似于黑格尔，既是总结者又是开创者，他有句名言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三十三岁那年，王夫之抗清失败，“遂决计归隐”，当时他正值壮年，满腹经史，却因遭遇国变，立志不仕二姓，所以作为读书人，他的人生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苦闷之下，王夫之只得埋首故纸堆，希望通过清算传统哲学来找到新的出路，所以才自称“六经责我开生面”——也就是说他要从“六经”中找出“生面”来，要发明新思想、做出新奉献。而不是像朱熹和王阳明那样，自称得到了古本《大学》，延续了道统的正宗血脉，固执地守旧。

在这之后，王夫之隐姓埋名，潜心著书四十年，同样写出了卷帙浩瀚的著作；这些著作也都涉及各个领域，非常的广博。按中国人传统的经史子集来划分，王夫之的代表作如下：

经类二十四种：包括《周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

史学类五种：包括《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

子类十八种：包括《老子衍》、《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相宗络索》等；

集类四十一种：包括《楚辞通释》、《姜斋文集》、《船山经义》等。

从儒门道统到佛老异端、从正史实录到诗文杂剧，王夫之的笔尖都有触及，即使博学如朱熹，也无法像他这样无所不包、无所不晓。所以王夫之不愧为一名总结者，同时，他又是一名开创者，例如《读通鉴论》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经世致用”的新思想，王夫之想要通过历史来讲时政，本意也是“务当世之务”。此外，《思问录》这本书还体现了王夫之与前代哲学家两大不同之处：其一、他用辩证法来抨击机械论；其二、他有意将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

王夫之具有系统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但多以箴言、断言的形式存在，缺乏系统性，所以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表述。例如《老子》既说“有无相生”，却又说“有生于无”，一会儿把“有”升到与“无”同等的矛盾地位，一会儿又将“有”贬低为派生者；在某些地方它断言“天长地久。”，在另一些地方却又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些互相矛盾的地方鲜有人去追究，因这本书是由碎片式的句子组成的，所以各种肤浅之人都能各取所需，随意解读，进而随意吹嘘。

王夫之的著作却并不如此，《思问录》看似碎片化，但它是以系统的辩证法为基础的，里面鲜有前后不一的地方。在“内篇”中，王夫之着重讨论了“无有”、“幽明”、“聚散”、“清浊”、“得失”等矛盾范畴，提出“两端，其究一也”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外篇”中，他的论述范围更加扩大，并且批判了京房、邵雍、蔡沈等人的世界观；这些人根据《周易》与《洪范》的思想，把世界描绘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认为通过卦象与六爻就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世界仿佛是一个已经编好代码的机器，保持着严格的秩序。王夫之则利用辩证法的偶然性理论来抨击这种思想，他说：

“天地间无有如此整齐者，唯人所作则有然耳；圜而可视，方而可矩，皆人为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

地球不是正圆的、行星轨道也并非完全规则的椭圆；一年有365日，但并年年如此，而是有些年头长些、有些年头短些；所谓的严格规则只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们把物体的形状给抽象化，想象出半径到处都完全相等的正圆、四边完全一样的方形等等，这种思想就是一种机械思维，必然要否认掉偶然性与不规则性。

王夫之对机械观进行了出色的诘难，例如邵雍在研究自然时，喜欢将万物“破作两片”，比如他在《皇极经世》中将“太阳与太阴”、“日与月”、“水与火”、“气与质”都破作两片，并且认为两片之间存在天差地别，各自独立。王夫之则说：

“两片四片之说，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

他认为对立的两面是相互依存的，不能“破作两片”，否则将变为“死形”和“游气”，进而不复存在。所以，机械思维的人所设想出来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被他们给理想化了的。

王夫之自觉把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

古代思想家们大多缺乏科学的精神，王阳明根本就不谈科学。张载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存在“执理以限天”的唯心主义倾向，例如天文学家认为地球自转，故而五星看上去运行速度不同，其中金水二星最快，木土两星最迟，所以能够推断前者离大地近而后者遥远，月球行一年经十二天，比众星都快，应距地面最近，这是观测到的结果。

张载、朱熹等人却根据义理的思想，认为月球是极阴之物，要“伸日以抑月”，以便符合“阳动阴顺”的义理，硬说月球运行得最慢，太阳运行得最快。对此，王夫之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远镜质测之法”，认可“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最居上”的科学结论，即使他很尊敬张载和朱熹，但仍然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说：

“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在《思问录》中，王夫之还泛论各种自然科学观点，提及祖冲之、郭守敬、方以智等科学家；可见他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并且有意利用自然科学来佐证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张子正蒙注》中，王夫之经常引用自然科学的事例来说明辩证法，这点在张载的原书中是很罕见的。中国的大部分哲学家都喜欢引经据典，擅长独断；而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倾向，他已经意识到要把哲学理论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几部古老经典来作为立论基础，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继往开来的创举。当然，也会造成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中国传统科学的局限就是王夫之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即使在西方也有，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论述了许多错误的科学观点，这不足以苛责古人。

此外，王夫之对于未知的问题始终保持谦逊，绝不肯牵强附会地编造答案。对于那些信口开河，声称“天开于子，子之前无天；地辟于丑，丑之前无地”等毫无科学依据的宇宙起源论，他答复说：“吾无此邃古之传闻，不能征其然否；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虚实。”对于那些喜欢在哲学中乱下断言，乱编故事的人，无需去跟他们争论什么，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是毫无根据的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