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历程书籍读后感（现代中国的历程心得体会）

五一文章 2年前 0 79

本书辑录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地区发表而未收入大陆《黄仁宇全集》的论文、随笔、书评等14篇文字。黄仁宇先生的文字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纵横中外、从容讲解的风格，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给人带来重要的历史启迪。

王柯这本书，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发展脉络梳理一遍，很有启发。

先秦时期， “天下”是一个包容很广的概念，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接受中华文化者，皆可纳入其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作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在“天下”观念影响下，早期的中华民族，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并不局限于民族、种族，中原与四夷，可因文化的原因而实现身份的转移。

这种“天下”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明清，随着西方的来访以至入侵，中华民族的概念不得不由“天下”的包容，趋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国家的三个要素是领土、主权和国民，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近代民族国家。很显然，从秦汉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并不符合民族国家的标准，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不是起源于民族国家建设，而是经历了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演变。可以说，坚船利炮和现代科技，打破了天朝封闭的“天下”观念，悠久的中华文明只能捋着胡子，唉声叹气看着西方夷人耀武扬威。这是民族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在结语《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追求天下国家，进入近代以后的中国政权追求民族国家，而近代以后的国内社会现实和国际政治又迫使中国各个政权在建设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的理念之间摇摆。”鉴往知今。当我们回望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身处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处理好民族问题，让中华民族大熔炉中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民族复兴的肯綮所在。

由天下意识到民族意识，中国民族在世界潮流中不断适应，而文化的根魂未断，天下大同的理想，根深蒂固。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治理、经济一体化受到严重挑战，而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触摸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政治发展的脉络，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倡导不是简单国家间政治竞争使然，而是“天下”思想在当代的体现。

中华民族形成的源流，实在是一个深广的大话题。王柯的《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主要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了探讨，而学者们其他角度的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有豆瓣书友指出，本书跟葛兆光的《宅兹中国》、许倬云的《说中国》、王明珂的《华夏边缘》、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等论著，形成明显意义上的对话关系，可参照阅读。笔者正在读的中华书局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2019年版）一书中，收入黄仁宇和李约瑟1974年在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在二位学者看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无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多么强大，也不能掩盖其下还存在着气候、地理和社会融合等物质性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而长城的走向，总体上与15英寸等雨线一致，是农业和放牧部落冲突的前线。在农耕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中国始终没有被“蛮夷化”，一个统一的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形成的大本营。文化与理念最大限度的认同，是天下大同的前提。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民族将上下而求索，愚公移山，日月不怠。

书中有很多知识点，如中国、华夏、中华、汉人、秦人、唐人、四夷、五胡、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等概念的源流，“汉奸”原是清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中出现的词语，读来饶有趣味。

写到此，想起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多角度学，全方位思，再加上考古、现场实证、中外对比，人文学术问题终会走出历史的重重迷雾，越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关联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2011年1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现代中国的历程》，斯时，黄仁宇先生已驾鹤11载。这是作者散佚论文、随笔的集纳，是历史专著之外的拾遗补充。2019年11月，中华书局推出了新版本。“现代中国的历程”，是编辑根据所收文章共同点，拟的书名，很贴切地反映了黄仁宇一个念兹在兹的研究主题。

黄先生秉持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惯于综合古今中外各种因素，用归纳法研究历史。由于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宏观角度，大视野下进行大思考，往往产生大历史的新洞见。比如，自秦代到清代，以财政税收为根据，他将大大小小的朝代归纳为三个大帝国——秦汉帝国、隋唐宋帝国、明清帝国。以经济链条为切入点，不同朝代更替的意识形态之争退居次位，管理体制的传承成了历史的主脉，秦汉、隋唐、明清不再是王朝更迭相互拼杀的敌人，而是成了历史的接力者，血脉相通。黄仁宇的这种研究方法也用到了近当代史， “我也花了上十年的时间，不顾意识形态，单从技术角度钻研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的程序。”

有了“技术角度钻研”的基点，黄仁宇就拨开历史上争斗的表象，得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中国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的结论，进而指出：“蒋和毛都在革命期间领导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他们都只顾及这群众运动内部组织与协定的能前后一致，他们人身方面或为对头，但是在历史上他们前后的成就却能够加得起来。”历史不是割裂的，中华文明也是几千年累积的结果。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个更综合、更立体的观察视角，在规律性的把握方面更擅胜场。

书中简述了欧美一些国家及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分析中国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由此造成与众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对两岸统一、香港地位均有论述，能开阔读者思路。谈及统一，黄仁宇在发表于1988年1月的《站在历史的前端》中写道：“我们的看法则是两方将来终归统一，但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准备。目前以保持现在的平衡，避免无端的颠簸为宜。”3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准备，那湾浅浅的海水，终将春暖花开。

经历过抗战、内战的黄仁宇，努力跳出情感的束缚，以史家的角度，提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概念。这是一个学术的概念，对历史进程中颠簸的群体或个体而言，会有些冰冷，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则有它的合理性。好比秦始皇统一宇内，斗争激烈，过程血腥，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其合理性在后世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可。

作为芸芸众生的人类个体，惟希望“历史长期的合理性”不要建立在血腥的基础上，而是与不同时代群体和个体“现实的舒适性”相关联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