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大师钱仲联,经典选本的方法论启示

作者简介:

曾维刚,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南宋中兴诗坛研究》、《张镃年谱》、《故事里的文学经典·南宋诗》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研资助项目等。

选本在古代文学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蕴涵着选家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文学史序列的建构”,而且“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典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比理论著作更为直接”,兼具学术价值和普及价值[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推广普及工作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本层出不穷,精品却甚少,因此刘跃进呼吁学者走出学术象牙塔,重视学术研究与普及提高的结合,认为“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2],精辟地指出了好选本的经典属性。

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家中,钱仲联堪称将学术研究和普及推广深切结合的典范。目前,学界对他以《鲍参军集补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人境庐诗草笺注》《沈曾植集校注》等著作为代表的学术性较强的笺注之学关注较多[3],而对其倾注了大量精力的诸如《清诗精华录》《清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近代诗举要》等选本重视不够。其实,钱仲联作为能够将创作和研究相结合、把古今和四部打通的一代大家,选注亦是其学问的重要表达方式。本文即以《宋诗三百首》[4]为例,尝试分析钱仲联选学成就对今日选本编注可以提供的方法论启示。

选本大师钱仲联,经典选本的方法论启示

一、两面并重:艺术性与思想性

将钱仲联《宋诗三百首》纵向置于中国古代选学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古代文学获得独立学科性质以来宋诗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并横向置于作者的系列选学著作等整体学术框架中来观察,尤可见其学术理路、个性与创造。

文选之学在中国发端较早,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是现存最早的选体文集,选录标准强调“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5],成为具有开创意义的选学经典。钱仲联《宋诗三百首》即吸收了《文选》强调文体观念、文学审美的传统,又因应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学研究思潮的发展,是宋诗选学的一种推进。20世纪初的宋诗研究,主要从两个趋向开始:一是从总体上对宋诗发展史进行通论,编选宋诗选集;二是对个体作家进行文献整理、年谱考订及诗歌创作研究。选学乃是现代宋诗研究的一个起点,研究主体始于提倡宋诗的“同光体”主将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人,代表成果是陈衍《宋诗精华录》[6],此书将宋诗分为四期,包含着特定的诗史认识。20世纪5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受特定时代影响,往往采用政治标准衡量文学。就宋诗而言,此时期主要是少数诗歌选本如钱钟书《宋诗选注》[7]、高步瀛《唐宋诗举要》[8]较有影响。特别是《宋诗选注》,“关于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讲了一些;关于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在所选作品的注释里也讲了一些”[9],以选见史,评注又比陈衍《宋诗精华录》详尽。不过此书也不例外地较为重视思想、政治标准而偏轻艺术标准,南宋以民本与爱国思想见称的陆游、范成大诗选得最多,代表典型宋调的苏轼、黄庭坚均居其后。正因为此,学界对《宋诗选注》既多褒誉,也有批评[10]。近年来,学者更多以一种“同情之了解”,讨论在重视反映论、批判形式论的文艺思潮中钱钟书编写《宋诗选注》的困境,揭示其守护学术与艺术的努力[11]。

将钱仲联《宋诗三百首》置于如上学术脉络中,便可清晰地看到其显著特色与贡献,那就是艺术性与思想性两面并重。这既是他一贯以文学艺术为本位的学术理念的反映,也是他对新时期以来回归文学本位研究思潮的引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宋诗文献整理,宏观考察、群体流派与分期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作家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全方位突破。钱仲联《宋诗三百首》堪称从选学角度推广宋诗、推动宋诗研究的一个代表。早在1935年,钱仲联执教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即为教学编辑了一部《宋诗选》,序谓学者取径于是而览各家专集,即可窥宋人真面;又谓是编“不拘门户,一以精严粹美为归”[12],说明其主要从艺术性着眼进行取舍。时隔五十余年后,钱仲联在《宋诗选》基础上编选《宋诗三百首》,更加强调艺术的角度。可见半个多世纪以来,钱仲联始终坚持以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眼光审视宋诗。不止《宋诗三百首》,他的一系列选学著作,像《清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近代诗三百首》等,都是如此。如《清诗三百首》亦推溯《诗经》“三百”之制,“选录之诗,不论是代表性的名篇或是其它篇什,必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13]。

那么,钱仲联强调的“艺术”重点指什么?他缘何一贯重视诗歌艺术?钱仲联早年编《宋诗选》“一以精严粹美为归”,注重诗歌形式与风格之美。他晚年又自述,“在编写过多部普及读物之后,我写了《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鉴赏问题》一文,从‘披文以入情’与‘字句声色’两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发挥”[14]。这段话点明了诗词艺术应鉴赏什么,该如何鉴赏。所谓“披文以入情”,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要点是通过声律辞章、体制风格来探索诗文情理[15]。他还提到,自幼时起,旧体诗文的学习与写作始终伴随着自己生命的旅程,除早年家庭影响和名师教益外,尤要感激两位忘年交的熏陶、鼓舞:一位是陈衍,“同光体”的诗歌写作技巧对他颇有启发,另一位是主张“诗界革命”的金天翮,“不仅使我在诗歌创作方面渐具声名影响,而且在文史研究尤其是毕生从事的诗集笺注方面也得益匪浅”[16]。可见,深厚的家学渊源,诗界前辈的影响,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艺术论[17],自身的古诗文创作实践[18],成为钱仲联艺术观念与学术个性形成的坚实基础,对其笺注与选学影响甚大。艺术之维,乃是解读《宋诗三百首》的关键所在。

关于宋诗艺术与内容,自宋时起即褒贬不一。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情性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19]钱仲联称,人们以为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一贬斥不适用于全部宋诗,宋人“好诗都是以诗为诗,重抒情,重意境”。他一再强调,“诗歌脱离不了艺术,论宋诗,也要重视它的艺术,看到它与唐诗的同异所在,继承与发展所在。这才是内容、形式的统一论者”,称《宋诗三百首》“选诗标准,注意内容与艺术的统一”。那么,内容与艺术如何统一呢?一方面,是“艺术性不高的不选”;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到有关国事民生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20]。在两宋文学史上,南宋文学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爱国主义思潮及其突出的文学表现,展示出新的时代意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学经典。钱仲联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的编选旨趣,显然抓住了宋诗的艺术本质与时代特征。

在编选体例上,《宋诗三百首》依据诗体,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六类编排;一类之中,再按作家生活时间先后排列,可谓是诗体和编年的结合,纲举目张,以选带史,堪称以艺术为本位的“诗体文学史”。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录,同样依据艺术成就与特色决定去取。如全书开端的五古,以被誉为宋诗艺术开山者的梅尧臣始,录诗9首,仅次于苏轼(10首)。七古方面,北宋编选较多的是苏轼(8首)、黄庭坚(4首),而南宋陆游最多(11首)。如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多化用曹植、阮籍、陶渊明、杜甫等人诗文,描写水仙的绝尘之姿,得其神韵。纪昀《书黄山谷集后》论黄庭坚“七言古诗,大抵离奇孤矫,骨瘦而韵逸,格高而力壮”[21]。这首水仙诗不仅风格奇逸清壮,而且是体现黄庭坚“点铁成金”诗学艺术的典范之作。编者选此,足见手眼。至南宋,诗歌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等“四大家”为代表,尤其是陆游,古诗创作数量甚夥,成就亦高,如《山南行》等诸多诗作,慷慨悲壮,意气纵横,备见其生平个性与艺术风格。又如七律,北宋苏轼最多(7首),南宋陆游最多(11首)。方回曰:“放翁诗万首,佳句无数。少师曾茶山,或谓青出于蓝,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专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22]肯定陆诗以宏富的内容、娴熟的格律、豪俊的气象而超越其师的建树。可见,无论古诗还是律诗,都显示出《宋诗三百首》兼重思想与艺术的特色。

就具体作家作品的编选、注释而言,《宋诗三百首》亦有统一体例,即作品、作者介绍、题解、注释。“作者介绍”见于首篇作品,而“题解”与“注释”基本每篇作品都有,共同呈现编选者思想与艺术并重的旨趣。值得指出的是,钱仲联作为具有深厚古体诗文创作与鉴赏修养的学者,他强调的艺术性,不同于今天有些研究者从现代文艺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而是深入古典诗歌肌理的艺术境界、个性风格、内在情蕴及造境达情的手法等方面进行透视。将作品艺术放在首位,深入探寻其艺术世界,是钱仲联这一代名家学者的优势,也是《宋诗三百首》的重要特色、贡献和启示。如长期以来,一般都把宋初“西昆体”贬为形式主义诗派,但钱仲联指出,“西昆体的艺术精工,也是诗中一美,内容也有反映现实的方面”,“不应斥之为形式主义”[23]。他充分肯定西昆体诗人的文学史地位,选注了代表诗人杨亿的七律《汉武》,作者介绍指出,杨亿“文格富丽,才思敏捷,被称一代文豪。他是宋初西昆体诗派的始祖”;题解揭示“这首诗意在讽谏宋真宗封禅求仙之事”;注释详述诗中“蓬莱”“弱水”“光照”“龙种”“文成食马肝”“待诏”等典源与意蕴。又如晏殊七律《寓意》,作者介绍论晏殊为诗近李商隐西昆派,以典雅华美见长;题解指出此诗“以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为主题”,并分析其语言风格深具自然富贵之气;注释则进一步阐释其“分别——忆旧——伤今——怀远”的章法结构。对北宋代表诗人苏轼、黄庭坚,还选注了多首“拗体”七律,充分展现苏、黄诗歌的艺术特色。又如所选江西诗派的代表吕本中七律《春晚郊居》《夜坐》,前者写晚春景色,是吕氏推崇的“流动圆美”的佳作,后者写“靖康之难”后诗人的流亡生活,纪昀称其“瘦硬而浑老,‘江西’诗之最佳者”[24]。所选二诗不仅体现了南渡前后吕本中生活境况的变化,也体现了其出入江西诗风的艺术特色。再如选注陆游绝笔诗《示儿》,注释比其他选本更进一步的是,将眼光延伸至陆游死后六十多年元师灭宋,通过发掘《山阴陆氏族谱》揭示陆游后裔有人殉厓山之难,有人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仕元,足见作者家教影响的深远。总之,无论从编选主旨、选诗标准、结构体例还是作家作品注释来看,《宋诗三百首》都一以贯之,真正做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

二、两种贯通:从“唐宋”到“宋清”

闻一多《诗的唐朝》曾经提出,“自古诗只两种:唐、宋”[25],揭示了中国古代两种最为重要的诗歌范型。对唐、宋诗的比较轩轾成为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宗唐者往往贬宋,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26]明代诗论家尤甚,如李东阳称:“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27]李梦阳等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28]。清人潘德舆也称:“唐诗大概主情,故多宽裕和动之音;宋诗大概主气,故多猛起奋末之音……宋不逮唐,大彰明较著矣。”[29]明清以后,宗尚宋诗者亦形成风潮。如清初钱谦益、黄宗羲大力提倡宋诗,查慎行、厉鹗等人专学宋诗,曾国藩等人掀起“宋诗运动”,晚清出现学习宋诗的“同光体”。清末民初陈衍认为,“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30],以北宋元祐诗歌与盛、中唐诗并论,大力推尊宋诗。

纵观自宋以来有关唐、宋诗的讨论,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不少人往往静态地进行比较,甚或褒贬胜负高下,虽不乏揭示唐、宋诗艺术特色的精彩之论,却常常未能沟通唐宋,深究其间的内在关联。钱仲联则不同于一般的唐、宋诗“高下”论者或“特色”论者,他不仅持论公允,更以淹贯古今的学识和卓然为清诗研究大宗的积淀[31],注重沟通“唐宋”与“宋清”,可谓唐宋迄明清诗歌的“发展”论者。宏阔贯通的学术造诣与诗史观,成为钱仲联学术的另一个重要个性,也集中体现在《宋诗三百首》一书中,具有方法论意义。

钱仲联论:“讲诗歌,我绝不按高校常规教学的疏通词句、介绍背景,然后按政治标准、艺术标准贴上标签就完事的路子,而是遵循诗歌艺术嬗变演化的内在规律,尽可能将每一首具体作品都放到特定的诗歌发展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考察诗歌艺术蜕化演变、异同优劣的内在规律。”[32]在《宋诗三百首》中,“宋诗全部的发展情况,各种流派,各个代表作家,都在‘作者介绍’项下叙述”[33],可见其内在贯通的匠心。每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解析,也都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具体结合,由作者介绍、题解、注释共同勾勒出其诗学渊源、思想与艺术,由此对两宋诗歌流变进行“史”的描述,甚至细化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的分体诗歌史。

钱仲联的学术贯通,还远不止于此。针对唐、宋诗之争的问题,他分析了自宋至清“贬宋论的说法”,指出章炳麟《国故论衡》所谓“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是近代“更进一步的偏论”,而王国维所谓“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则是一种不同于前代贬宋论者的新说法。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要看宋诗在唐以后到底有没有发展,发展了什么。发展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唐人于前代是这样,宋人于唐人也是这样”[34]。他引用陈衍《石遗室诗话》之论:“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欧阳修)、宛陵(梅尧臣)、东坡(苏轼)、临川(王安石)、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放翁(陆游)、诚斋(杨万里),岑(参)、高(适)、李(白)、杜(甫)、韩(愈)、孟(郊)、刘(禹锡)、白(居易)之变化也。简斋(陈与义)、止斋(陈傅良)、沧浪(严羽)、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之变化也。”[35]陈衍勾画了一个宋诗在唐诗基础上发展的轮廓,钱仲联对此深表认同,更进一步指出,盛宋时期出现了苏、王、黄、陈诸大家,江西诗派开始形成,打着学杜的旗帜。但这一时期的学杜,主要是学习杜诗的艺术。宋诗的转折点应该是南宋前期的中宋,特点是把江西派学习杜诗艺术的路子,转到爱国主义的方面来,延伸到晚宋,爱国主义的光芒仍然强烈。评论宋诗各时期的特点,要抓住这一条干线。这正是宋诗内容高出于唐,至少是不下于唐的重要方面。钱仲联指出,杜诗反映的主要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军阀叛乱的事情,而南渡到宋末的诗反映的却是民族矛盾的性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容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就与杜甫诗有些殊异,而且是更进一步地发展了[36]。可见,钱仲联沟通唐、宋的诗史观中,既强调继承,更肯定发展,真正盘活了唐、宋诗学。

在这种沟通唐、宋的宏观视域下,《宋诗三百首》的作家作品选注卓见迭出。如选注王安石五古《余寒》,论此诗书写行旅辛苦和思乡之情,“诗笔沉郁苍凉,有杜甫风格”。又评五古《自舒州追送朱氏女弟,憩独山馆,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长安岭至皖口》,“寓情于景,寄托了诗人对妹妹远行于荒山寒林的深切关怀。风格合杜、韩为一手,苍凉悲感”。选注张耒五古《离黄州》,论其“诗学白居易、张籍,风格平易舒坦”,“暮年哦老杜《玉华宫》,极力摹写,其《离黄州》诗偶同此韵,音响节奏固似之”。选注南渡诗人陈与义五古《风雨》,论其“虽宗法杜甫,但并不墨守江西派的成规……能渗(参)透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揭示从陈与义开始“宋人诗学习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又看到其学杜之际的变化,指出诗中“梦中波撼城”化用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和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句意,评析细腻入微。选注欧阳修七古《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论此诗“神似太白,故欧公亦自以为得意”。选注刘克庄七古《开壕行》,指出其“诗学唐许浑、王建、张籍、姚合,尤推重陆游”。选注陈师道五律《寄外舅郭大夫》,揭示“后山学老杜,此其逼真者,枯淡瘦劲,情味深幽”。评吕本中五律《丁未二月上旬》二首,“诗作苍凉悲感,但仍不忘复国,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爱国感情。风格沉郁,酷似杜甫”。评黄庭坚七律《登快阁》,“豪而有韵,此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内者”。选注陆游七律《书愤》,引顾宪融之论:“音节意境,宛然杜陵,然此只是养气之功,非关学力也。”评李清照《绝句》,指出“其南渡后所为诗作,风格沉郁苍凉,深得杜甫神理,同她的以婉约著称的词作风格迥异”。评苏轼七绝《东栏梨花》,认为“此诗之妙,自在气韵……玩其句意,正是从小杜诗脱化而出,又拓开境地,各有妙处”。评范成大七绝《州桥》,曰:“沉痛不可多读。此则七绝至高之境,超大苏而配老杜。”总之,钱仲联或引经据典,或独抒己见,常常将作家作品置于唐宋文学演进的视域之中考察,不仅点出宋人多方面继承唐人之处,还能具体、深入地分析宋人的变化、开拓,揭示宋诗的艺术发展与个性特征。

如果说《宋诗三百首》贯通“唐宋”主要着眼于宋诗的“继往”与“发展”,那么,贯通“宋清”则进一步展现了宋诗的“开来”与“影响”,体现出钱仲联对古代诗歌史的宏深洞见,成为《宋诗三百首》的又一显著特色。

钱仲联常将宋诗作家作品置于清代诗学的视域之中考量,发掘其流传与接受、影响与意义。如选注北宋文同五古《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枝》,论其“描写接获荔枝后群童争食的欢乐情景”,“诗笔生动而瘦劲。清人郑珍诗,颇具这种特色”。选注王安石五古《杏花》,论其“前期诗元气淋漓,以雄奇胜,后期诗转向意境高远,雅丽精炼”,清末“同光体”诗人对他特别推崇。选注苏轼五古《庐山二胜》,指出“清代刘光第的峨眉山游诗,部分脱胎于这二首”;评其五古《白水山佛迹岩》,认为“清初屈大均《登罗浮绝顶奉同蒋王二大夫作》五古,即从苏轼此诗脱胎,益加以奇肆变化”。选注黄庭坚五古《大雷口阻风》,认为“清人姚范、姚鼐、方东树等都认为山谷诗可以洗涤俗诗的肠秽。他在当时就已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影响所及,直可下推至晚清的同光体”;评其五古《劳坑入前城》,“诗风短峭真朴,源于杜甫,清代诗人莫友芝常学它”。论陈师道五古《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抒情深刻,思力沉挚,“清末同光体诗人林旭即以专学后山著名”。评陈与义五古《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描写夏日池畔幽静的景色,风格清丽淡雅,诗句晓畅圆活,是诗人五古的压卷之作,清人厉鹗就专学这种风格”。选注杨万里五古《明发陈公径,过摩舍那滩石峰下》,指出清代江湜、陈衍诸人都学习杨万里“诚斋体”。选注陆游五古《十月十四夜月,终夜如昼》,称陆游“对当代和后世影响都较大。《唐宋诗醇》将之列为唐宋六大家之一,赵翼《瓯北诗话》列为自唐至清的十大诗人之一,曾国藩把他的七言律绝选入《十八家诗钞》”。选注范成大五古《过平望》,论其“博取众长,逐渐形成他清丽精致、轻巧婉峭的风格……清人汪琬是专学范成大诗的”。选注韩驹七律《和李上舍<冬日书事>》,提到“黄庭坚称其诗超轶绝尘……晚清同光体著名诗人沈曾植自称少喜读其诗,晚年并为刻其集”。评王安石七绝《越人以幕养花,游其下二首》之一,“全首构思新颖,立意深远……短幅中用笔有几层曲折。杨万里七绝,即学此种。所以近代闽派诗人,同时提倡王、杨二家的诗”。可见,《宋诗三百首》远远超出就宋论宋之限,常能从唐宋到宋清,上下勾连,旁征博引,在宏阔的诗歌艺术之网中,突出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与文学史地位。

三、诗与生活:宋诗特色题材的彰显

文学题材作为作品运用的材料与具体描写内容,乃是文学构成与研究的一个重心。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题材,既根于传统,也源于生活。孔子曾说,学习《诗经》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7],即是称许《诗经》题材的丰富。萧统编《文选》首次按题材类编诗体。宋元之际的方回编唐宋律诗选本《瀛奎律髓》,将全书按题材分为四十九类,题材内容趋于丰富、复杂,体现出社会生活与文学表现的延续与变化,也说明选本编辑中观照题材内容的重要性。钱仲联说,“从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诗来源于社会生活”,他向往于陈衍所称“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境界,也自信于冯振《人境庐诗草笺注序》对他“以诗人而注公度诗”的评价[38]。基于对生活与创作的体悟,钱仲联编选《宋诗三百首》时深入关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展现了宋诗的特色题材。

文学题材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及时代性。总体来看,宋诗题材的审美特征与时代精神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宋诗题材日常生活化的基本走向,二是宋诗题材的流派特征,三是宋诗题材的淑世精神。具体来看,宋诗在日常生活、社会政事、自然风物、文物器具、宗教文化等题材门类中都形成了富有代表性、时代性与开拓性的特色题材。而《宋诗三百首》“题材兼顾到抒情、叙事、写景、咏物、咏古各方面,特别注意到有关国事民生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39],这不仅抓住了宋诗题材特色,而且贯注着特定的人文关怀。

首先看日常生活类题材。闻一多曾揭示唐诗题材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的拓展与特色[40]。宋诗题材则进一步日常化。近年来,从日常生活角度观照宋诗乃至古典文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向[41]。而数十年前,钱仲联《宋诗三百首》已从选学角度展现了这一特点。如开篇五古首选梅尧臣诗9首,从艺术上看,这些诗多从“平淡中见深意”,主要“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其中《正月十五夜出回》《怀悲》《秋夜感怀》《梦感》《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录二)等6首都是表现家庭生活的。又如五律选注陈师道诗3首:《怀远》《寄外舅郭大夫》《除夜对酒,赠少章》,皆是日常生活题材,主要写诗人与亲友的交往。七律选注韩琦《九日水阁》,系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诗人在京师重阳节宴会时所作,诗言“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与同僚以高节相勉,日常吟咏中具见名臣气象[42]。选注王安石七律3首:《次韵酬朱昌叔三首》(录一)、《思王逢原三首》(录一)、《葛溪驿》,主要表现诗人平常生活中的情怀与胸襟。可见,《宋诗三百首》常在日常生活题材的观照中揭示诗人诗作的思想情韵与诗学特征。

再看社会政事类题材。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较强的纪事言志功能,表现社会时政成为一个传统。宋代是古代诗歌叙事传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社会政治题材有重要拓展和强化[43]。这正是《宋诗三百首》的着意之处。如所选黄庭坚五古《劳坑入前城》,作于王安石推行新法后,诗人为太和县令,了解不少民间疾苦,诗歌揭示了百姓无力买盐的困境。曹勋五古《入塞》,系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诗人使金之作,通过一位被金人掳掠的宋朝女子,揭示“靖康之难”中大量宋人被掠的历史景象。[44]七古开篇是柳永《煮海歌》,写“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洞悉民情,直言讽喻。七律如陈与义《伤春》,作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春,时金兵攻破潭州,屠城而去,陈与义正流寓湖南,写下此诗,突破了江西诗风,风格沉雄,忧愤深广。其他七古如吕本中《怀京师》、陆游《山南行》,五律如汪藻《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七律如苏轼《送子由使契丹》、曾几《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文天祥《过零丁洋》,七绝如刘子翚《汴京纪事》、杨万里《初入淮河》、汪元量《湖州歌》等,可谓一幅幅反映两宋社会变迁的画卷,可以诗史互证。

再如自然风物类题材。在儒风盛行的宋代,文人强调以“格物致知”[45]的思维方式观照世界,在自然风物的描写中往往寄寓着特定的文化情怀。《宋诗三百首》即注重揭示此点。如所选韩琦五古《苦热》描写六月酷暑,表现其与世人一道飞仙、摆脱苦难的愿望,在自然景象的书写中体现了胸襟、个性。苏轼五古《泛颍》描写“流水有令姿”“与我相娱嬉”,水被充分拟人化,形成一种灵性交流之境,把颍水写得神韵生动,也表现了苏轼的喜水之性与哲思睿智。陆游五古《十月十四夜月,终夜如昼》描写峨眉山月色,一派空灵,展现了诗人不同流俗的超脱思想;七古咏物诗《西郊寻梅》,乃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陆游离南郑赴成都之后所作,描写梅花神态,自怜幽独。林景熙七古《冬青花》则在描写冬青花的同时托物兴怀,抒写亡国遗民的隐痛。尤袤五律《雪》描写雪景,真切细腻,表达了对边关将士的关切,语浅情长。

再看文物器具类题材。宋代以文立国,创造了典型的士大夫文官文化与影响深远的物质文明、艺术遗产,而宋诗是宋型文化的典型结晶与独特载体。能够深入反映宋人物质文化与文艺生活的文物器具类题材,成为较具特色的宋诗题材。《宋诗三百首》对此有鲜明呈现。如所选苏轼五古《西斋》描写宋神宗熙宁年间诗人知密州时的书斋,表现闲居生活,透露了仕途失意的感慨,纪昀称其“善写夷旷之意”。[46]又五古《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为题画论画诗,苏轼没有去描绘画中景物,而是着眼于作画艺术,以“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称赞文同(字与可)画竹的艺术,揭示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苏轼称“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摩诘得之于象外,又如仙翮谢笼樊”,精辟地品评了王维、吴道子画的特点。黄庭坚五古《题竹石牧牛》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诗中石、竹都为自喻,“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则寓北宋后期政治斗争的隐忧。陈师道七古《古墨行》乃咏墨之作,诗人尝于晁无斁、秦观处见南唐墨工奚庭珪所制珍奇古墨,均为“裕陵(宋神宗)所赐”,诗歌描写古墨之奇,并抒写对“裕陵故物”的怀念。此外,七古如张耒《再和<马图>》,七律如范成大《画工李友直为余作<冰天>、<桂海>二图,<冰天>画使北虏渡黄河时,<桂海>画游佛子岩道中也,戏题》,七绝如王安石《团扇》、汪元量《题王导像》、龚开《瘦马图》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充满文化意蕴与艺术趣味的宋人生活。

当然,作为源于特定时代、体现个人旨趣的一个诗歌选本,《宋诗三百首》在诗学取舍上的有些局限我们也需看到。如在诗歌艺术上,钱仲联认为宋人“好诗都是以诗为诗,重抒情,重意境”,故他选诗力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倾向的作品。实际上,严羽论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实也道出了宋诗不可忽视的一种面目。思理慧性、学养识见与议论精神正是宋诗的一大特色,若对此方面的诗作多予措意,当能更全面地展现宋诗风貌。又如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尤重政治标准,讲究形象思维,忽略文化学术与诗学的关联,这在宋诗选学中就有体现。如钱钟书《宋诗选注》即突出具有爱国与民本思想的作家作品,而像北宋理学“五子”及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人的诗作均未入选。在1957年作的序中,可见编者的看法与原因:“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47]《宋诗三百首》也很少关注理学家的诗歌,只选了朱熹诗一首。而今看来,理学作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宋型文化的一种代表,深入影响到社会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宋人严羽谈“诗体”,已关注到北宋理学家邵雍的“邵康节体”[48]。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认为理学作为宋学的核心流派,对宋代文学观念与创作都有深刻影响[49]。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也充分肯定“理学的影响”[50]。

综上所述,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从“唐宋”到“宋清”的贯通、宋诗特色题材的彰显,构成钱仲联《宋诗三百首》的突出特色。一如钱钟书所感慨,在20世纪的特定条件下,“《全唐诗》虽然有错误和缺漏,不失为一代诗歌的总汇,给选唐诗者以极大的便利。选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个便利,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而且宋人别集里的情形比唐人别集里的来得混乱,张冠李戴、挂此漏彼的事几乎是家常便饭”,编“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难度可想而知[51]。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敬佩,其学术精神也将启迪后人。作为宋诗的经典选本,《宋诗三百首》自成体系的作家作品选注,丰富深厚的学理旨趣,值得读者一再品读、领会。

[1] 参见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绪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2] 刘跃进:《走出学术象牙塔》,王兆鹏《辛弃疾词选》,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3] 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8年7月12日载:“阅《文学研究》,钱钟书评钱仲联《韩昌黎诗集释》,二君博览皆可佩。”(《夏承焘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9页)。王元化认为,“仲联先生的诗学名著如《人境庐诗草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以及《清诗纪事》等,可以说都是乾嘉朴学的新楷模”,并比较大陆、台湾、日本的学术研究,认为“传统笺注之学,则大陆允为大宗。而仲联先生的成果在其中极为突出”(王元化:《积跬步以成千里》,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3页)。章培恒《钱仲联先生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以笺注工作为例》指出,钱仲联是“真正的大师”(《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第134页)。

[4]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引述该书所选宋诗及其注解,仅随文注明作者、篇名。

[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6] 陈衍:《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7]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8]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中华书局1959年版。

[9]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1页。

[10] 参见王友胜《五十年来钱钟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11] 参见王水照《<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钟书手稿集>》(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李松《钱钟书<宋诗选注>的诗学困境与“十七年”文学批评》(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夏中义《反映论与钱钟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理论模式的第三种方式》(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等。

[12]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10页。

[13] 钱仲联、钱学增选注《清诗三百首》“前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9页。

[14] 钱仲联、涂晓马:《犹有壮心歌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15]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8页。

[16] 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7] 钱仲联还撰有《<文心雕龙创作论>读后隅见》(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文心雕龙>识小录》(载《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足见其对《文心雕龙》的推崇。

[18] 钱理群和袁本良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中,选注钱仲联诗二首、词一首,对其诗词予以高度评价(钱理群、袁本良《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299页)。

[19]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20]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9—12页。

[21]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22]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6页。

[23]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8页。

[24]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561页。

[25] 闻一多著,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6册《唐诗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26]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1页。

[27] 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1页。

[28] 《明史·李梦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8页。

[29]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5页。

[30]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31] 钱仲联尝言:“家中所藏古籍,满满一楼。因而我自幼深受旧学影响。十七岁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以桐城派古文、宋明理学教授学生。除四书五经儒学经典外,学生还需研读《庄子》《史记》《汉书》《说文》《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博通群籍乃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必要条件。”(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自序”,第1—2页)他指出:“作为编写《清诗纪事》的主观条件,首先是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对清代诗歌的深人研究。”《清诗纪事》出版后获得学界一致好评,如钱钟书即盛赞其“宏编巨著,如千尺浮图……举世学人,受益无穷”(钱仲联、涂晓马:《犹有壮心歌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

[32] 钱仲联、涂晓马:《犹有壮心歌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

[33]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12页。

[34]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1—5页。

[35]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6页。陈衍原文见《石遗室诗话》卷一,第4页。

[36]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8—9页。

[37]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

[38] 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自序”,第2—3页。

[39] 钱仲联选、钱学增注《宋诗三百首》“前言”,第12页。

[40] 闻一多著,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6册《唐诗编上》,第16页。

[41] 参见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载《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

[42] 曾巩《强几圣文集序》载,韩琦“喜为诗,每合属士大夫、宾客与游,多赋诗以自见”(《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页)。

[43] 参见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162页。

[44] 笔者尝撰《南宋中兴时期士风新变与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一文,可见南宋使北诗歌这一社会政事题材的生成、拓展与意义。

[4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46] 张蕴爽《论宋人的“书斋意趣”和宋诗的书斋意象》(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对宋代“书斋”诗歌有专门讨论,也揭示了此类题材的时代特色。

[47]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9页。

[48]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58—59页。

[49]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82页。

[50]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9—337页。

[51]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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