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

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漫长的战败，副标题是日本的创伤文化、记忆与认同。

简单说，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日本人是怎么看二战战败这件事儿的。

提到对二战的态度与德国相比，日本是明显的反思不足。

比如今天仍有一些日本政客会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日本政府近些年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试图突破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甚至啊日本媒体界、教育界也存在歪曲历史的现象。

只有正视问题、深入反思，才能设法规避问题。

这好像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那为什么日本对战争的反思总是不够呢？今天这本漫长的战败告诉我们其实日本人怎么看？在战败这件事儿是个非常复杂并且不断变化的问题。

具体介绍这本书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本书作者巧本名字，他是一位美籍日裔社会学者，曾在日本、德国、英国生活，后来在美国定居，在匹兹堡大学任教。

它既对日本文化有深刻的感受，又有广泛的国际视野，因此啊对日本人怎么看待战败这个课题有不一样的理解。

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桥本名字综合运用了访谈教科书、影像分析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他发现日本社会其实长期都没有走出战败的阴影，甚至呢形成一种非常漫长的战败文化现象。

作者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作创伤，而且几十年来，日本国内对二战战败的认识一直都是分裂的。

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统摄社会共识的延续式。

同样是战败这件事，日本国内竟然讲出至少三个不同的故事。

比如阵亡英雄的故事，把日本战后繁荣归因于二战士兵的牺牲；还有受害者故事，强调日本也是二战的受害者。

另外还有施害者故事主张日本要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思。

这三个故事相互抵触，都在争夺道德优越性。

不过呢随着时间发展，日本从战士一代人到战后一代人，从普通家庭、大众媒体再到学校教育，都在不同程度地向受害者故事版本靠近。

下面我们分三部分介绍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了解一下三个版本的战败故事是怎么讲述的。

第二部分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受害。

有故事在日本更受欢迎。

最后我们在第三部分来看，同样经历战败的德国为什么在反思战争方面能做得更加的深刻？这对日本又有什么样的启发？第一部分我们了解一下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是怎么讲述战败故事的。

第一个版本是阵亡英雄故事，这类故事的主题词是幸运的失败。

什么是幸运的失败呢？来讲一个日本国内几乎所有人都听过的故事，大和号战列舰事迹。

其实故事的主体情节很简单，大致内容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一艘名为大和号的战舰被派遣去执行一项几乎没有胜算的自杀式突袭。

大和号战舰载着三千名船员，号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舰。

然而就在突袭途中，几百架美军。

轰炸机飞来，炸弹密集落下，结果这艘战舰连同三千名船员在冲绳北部海域沉入大海。

这个故事最关键的情节发生在结尾，在战舰沉没之际，舰上的救援大卫发出一段声明，声明的内容不太长，我给你读一下。

日本太不注重进步了，我们太过注意细节，太执着于自私的道德准则，我们忘记了真正的进步。

日本除了在失败后醒悟过来，还能怎样被拯救呢？如果日本现在不醒悟过来，那他何时才能被拯救？而我们将成为带路人，我们将以死来昭示日本的新生活，这才是我们牺牲的真正意义。

不是吗？救援大卫所说的进步到底是指什么呢？是科技领先，经。

去繁荣这个概念很模糊，而且啊进步与日本是否打赢战争好像也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

退一步说，进步也不是救援大卫豁出自己的命就能换来的。

但救援大卫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举动，他把进步这个崇高但模糊的概念和国家危亡和个人生命捆绑起来。

这样做呢既为自己的死赋予了意义，也给日本国民接受战败提供了一个理由，这就是军人在前线战死，将为日本的明天换来进步。

这样的故事听多了，日本国民再谈到二战，再谈到战败，他们的关注点就会发生偏移，他们不再考虑为什么日本会失败，为什么会有战争这些核心问题，而是只记得大和号沉没时的悲壮，舰船士兵牺牲时的勇敢忠诚。

在日。

嗯后人眼里，战败不是罪有应得，而是一次幸运的失败。

因为日本获得的和平和繁荣那可是建立在前人牺牲之上的。

其实很多日本电影、纪录片、政治演讲，甚至教科书都在讲类似的故事。

比如有部作品叫永远的零，故事的主角是乘坐零式舰上战斗机自杀殉国的飞行员，这同样是个阵亡英雄的故事。

讲述阵亡英雄的故事对日本来说有很多可见的收益，既能消除民众对战争历史的负罪感，同时也会培养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自豪感，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获得了一种民族主义认同。

所以啊不仅是日本政府讲这样的故事，日本民间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我们再看第二个。

版本受害者，故事主题词是灾难，这类故事的例子有很多，有一部名为赤足小字的漫画很有代表性，它影响了战后日本的两三代人，直接塑造了很多日本民众对军国主义暴力的认识。

这部漫画的作者叫中泽启智，他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幸存者。

这部漫画是作者参考个人经历创作完成的，讲的是一个家庭在原子弹爆炸后艰难求生的灾难往事。

为什么这个故事有这么大影响力呢？除了故事情节结合了作者亲身经历，显得格外真实。

作品以漫画方式呈现，比文字更让人过目难忘。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部赤足小子以受害者口吻讲述了一个有关遭受灾难的故事。

因此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作者认为战争是绝对的恶，恶从何而来呢？作者的答案是日本军队和帝国挑起了这场不计后果、毫无必要的战争。

为了打仗，日本军队既无情又无能的误导民众，结果把无辜的生命带向了毁灭。

这样的受害者故事似乎触及日本军国主义核心的一些东西，但你可能发现了，这种故事的主题词只是灾难，故事主角只是日本的受害者，作品只关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之后的事情。

但原子弹但爆炸之前的十五年，广岛作为日本的军事重镇，侵略东亚的桥头堡，这一点却没有被提到，遭到日本侵略的亚洲民众也没有被踢倒，所以这部作品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

本书作者乔本名字提到这类受害者，故事事实上也是在转移注意力，具体说呢就是把国民的注意力从受过日本迫害的亚洲民众的苦难上，转移到日本国民自己的苦难上，通过强调日本国民也遭受了苦难而获得安慰和解脱。

当然这样的故事还要加个尾声，那就是呼吁读者要面向明天，要拥抱和平。

这类受害者故事在日本国内极其广泛的和平主义认同，支持者非常多。

说完受害者故事，我们再看日本战败第三个版本的故事施害者故事。

这类故事的主题词是犯罪。

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争罪责讨论领域，有个影响巨大的人物叫嘉勇三郎。

家用。

三郎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资深原告，他的起诉对象是日本政府。

家用三郎没有参与过二战，他只是一位旁观者，但出于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悔恨，他先是出版了很多教科书，把日本作为施害者的历史讲述给大家。

后来他觉得只是公布真相还不够，应该对历史罪行进行清算。

于是呢他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他明确提出日本政府发动的是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违背了国际公约，给东亚地区民众带来十多年的伤害。

但起诉政府哪儿有那么容易啊？嘉咏三郎前前后后告了三次，从一九六五年持续到一九九七年，长达三十二年。

不过呢他的坚持产生了很多影响，原本被人淡忘的历史真相。

七三幺部队的生物实验、南京大屠杀、强迫殖民地人口和战俘劳动，这些黑暗篇章重新浮现在了日本公众的视线中。

另外他也获得很多民间组织的支持。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的历史书、小说、纪录片，甚至学校图书馆的卡通历史书，都坚定地讲述了殖民战争时期日本在亚洲犯下的罪行。

施害者故事的讲法和前面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太一样，前两个版本都是在转移民众注意力，比如阵亡英雄故事是让民众知道今天的幸福是前人用牺牲换来的，所以要记住前人的牺牲。

受害者故事呢让民众关注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要珍惜现在的和平。

但施害者故事强调日本是罪犯，可以想到这样的自我批评，在。

日本国内会引发很多人的不满。

一九七零年，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谈到，冲绳平民的大规模自杀其实与日本军队有牵连，因为这件事儿打将健三郎吃了官司。

好在在日本国内，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反思战争的价值，在日本以外，讲述施害者的故事也有助于实现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

在世界范围内呢，国际人权活动家们也普遍支持这种讲述方式。

既然每个版本的战败故事都有广泛的受众，那为什么受害者故事模型后来会在日本变得更受欢迎呢？无论是沿着时间线索，从战士一代人到战后一代人，还是沿着空间线索，从普通家庭、大众媒体再到学校教育。

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塑造一个共同的记忆，这就是关于受害者的记忆。

我们先从时间线索看，二战结束后几十年来，日本一代代人是怎么塑造受害者记忆的。

先看战时一代人，这一代人包含两个群体，一类是亲身经历战争的老兵，还有一类人呢是身处那个时代的平民。

参与二战的日本老兵最初被人称为沉默的一代，因为每当有人问到战场的事情，他们并不愿意提起很多细节，只是习惯性地回一句：没经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原因很简单，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情感太复杂了，委屈、愤怒、不甘、还有幸运，他们不太愿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的经历。

不过到二十。

这世纪八十年代，老兵对二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老兵已经步入晚年，他们突然开始愿意谈论战争，甚至呢一些日本老兵会前往中国、韩国等地忏悔。

这样做的目的既是在追到战争中死去的人，也是为了缓解大半辈子的心理负担，通过宣泄情感来行使自己作为幸存者的使命。

看起来他们好像选择了施害者故事版本，但是施害者故事太难讲了，汹涌施害者叙述方式就意味着他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会引发一连串的纠结。

比如既然自己犯了罪，为什么苟活这么久？犯了罪，只是道歉就够了吗？你自己承认犯罪，那其他不愿意谢罪的老兵怎么看待他？还有他曾经效力过的日本政府怎么看待他？另外有一点。

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前前后后几十年，参战的士兵是有代际差异的。

很多能够活到二十世纪末的老兵，当初可能只参加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争。

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刚参战的日本年轻士兵他们只知道自己在抵抗美国、保卫国土，但并不知道日本侵略亚洲的那段历史。

所以呀当他们回忆战争历史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选择受害者视角。

说完战士一代人中的老兵群体，我们再看平民群体。

平民生活在战场后方，其中女性是讲述历史的主要力量。

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男性都被派去战场后方，平民几乎只剩女性，更重要的是女性最能感受到家庭。

破碎的痛苦。

他们过着贫苦的生活，节省一切资源给前线，而他们也没少经历炸弹的轰炸，同时还要承受丈夫儿子惨死的噩耗。

作者采访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性，他向作者讲了这样一段话：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人间成了地狱，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全在东京空袭中死了。

我爸爸是律师，他和我妈妈都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

我的无感官能消失了，甚至连死尸的恶臭都闻不到，我一生都被束缚在这场战争创伤中，从来都无法跟别人讲起我的恐惧和痛苦。

我们这些惊恐万分的孩子，花了六十年时间才扮成东京大空袭展，并且起诉政府对我们的不作为。

你看以女。

姓为代表的后方平民群体在讨论战争的时候，会聚焦在自己体验深刻的苦难上，对于日本战争罪责的问题感受并不多，所以呢他们讲二战也会偏向于讲受害者的故事。

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战后一代人，他们是怎么讲述日本战败的故事呢？战后一代人虽然没有经历战争，但他们一直都很矛盾。

因为他们一方面逐渐了解了战争的真相，得知长辈曾经参与过侵略行动，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要极力维护自己长辈的形象。

作者采访了很多战后一代人，他们在评论父亲的时候都提到一句话，他是个好父亲，他热爱家庭、关爱子女，有责任、有担当。

父亲是个家庭角色，子女们强调父亲。

呃家庭角色其实是在尽可能淡化父亲的从军经历。

如果执意提到战争呢，子女们也会强调父亲参战是被迫的，他在战场上吃尽了苦头。

除了塑造父亲良好形象，还有一大部分战后一代人在谈论战争的时候会选择保持沉默。

即使在生活中，家庭两代人之间、邻里朋友之间也都对过去的事情避而不谈，晚辈们不问长辈也不回答，很默契的不捅破那层窗户纸。

接下来我们再沿着空间线索，从普通家庭到大众媒体，再到学校教育，看看他们是怎么塑造战争记忆的。

我们先看家庭内部的战争记忆。

作者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家庭相簿。

经历战争的父亲会把战争的故事讲给子女听，而子女们。

除了从长辈这里获得信息，还可以从网络、书籍、学校里了解到更多有关战争的故事。

面对这么丰富的素材，子女们会通过自己的判断和想象来筛选、拼接，最后呢组成一个家庭项目。

这个家庭项目上可能会有一位骁勇善战的士兵，一位被战争摧残的父亲、一个热爱和平的家庭等等，每个画面都是片段式的，有浓烈的情绪，但是缺少足够的真实。

而且你会发现项目呈现的苦难几乎都发生在二战末期，这时的日本战争转向失败，社会逐渐崩溃。

所以家人描述这个家庭项目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可怕的经历，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受害者故事的讲法。

民众对战争的记忆不仅来自家庭，还有大众。

媒体的影响，大众媒体包括各种报纸、影视、文学作品，他们其实一直处在摇摆状态。

首先大众媒体负有社会责任，要尽可能把真相展示给大众，所以呢要讲施害者的故事，但这个版本的故事会让很多民众感到羞辱。

还有呢很多媒体其实跟日本政界有密切关系，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媒体还要讲阵亡英雄的故事。

这类故事有不少歪曲历史的情节，这显然是在违背行业道德。

所以呢大众媒体尝试着做一件事儿，同时讲英雄、受害者、施害者的故事。

比如很多讲神风特攻队的作品都有类似的情节。

故事的主角接受了愚蠢的上级指令，他注定是个可怜的受害者，他按照命令投下一颗颗炸弹作着失害。

惹的事情，最终呢他舍弃生命自杀殉国，做了英雄式的牺牲。

但我们要注意到，大众媒体要想存活，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所以大众媒体就算兼顾各个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成分比重也是大不一样的。

普通日本民众是在受害者故事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所以媒体也会迎合受众的喜好，不断加大受害者故事的比重。

媒体需要考虑受众，所以要妥协、要让步。

那面对祖国的下一代，日本学校会怎么讲二战故事呢？日本学校其实是在系统性地对学生进行特殊的和平教育，每年五月和六月是日本的校外旅行考察季，很多孩子会在学校组织下，在全国各地进行参观学习。

类场所经常被光顾，这就是和平博物馆。

这里有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各种展品，比如破烂的军服和旗帜，没有多少选择的佩奇书、菜单，还有可以防备空洗的客厅模型。

这样的和平博物馆在日本有六十五座，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日本的和平教育跟我们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作者提到这种和平教育并不来自理性判断，也就是说学校没有让学生具体思考战争是否正义，而让学生体会到战争很可怕。

然后呢牢牢记住这种感觉。

你可能看过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一部电影，名为萤火虫之墓，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对兄妹，他们的母亲在空袭中丧生，父亲在战场上去世，兄妹两人后来被亲戚抛弃，他们身无分文。

人无依无靠，最终饿死街头。

这其实是一部专门为儿童制作的电影，经常在日本的学校中播放这样的电影会引发儿童的痛苦和恐惧，并且让他们很难忘记。

这其实正是日本学校进行和平教育的一种方法。

你肯定发现了，日本学校对学生进行战争教育，其实还是在讲受害者故事，并没有触及战争的本质。

学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逐渐疗愈日本民族的负罪感，但作者发现，过分讲受害者故事也会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国家的信任感不断下降。

我们试着推导一下受害者故事模型，那场战争是日本政府和军队违背名义发动的，民众是完全的受害者。

那既然这样，日本政府甚至日本天皇就得为。

这次灾难负责，而日本政府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此时此刻怀疑日本政府，其实就是在怀疑日本的国家权力。

所以今天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的信任感要远比美国、德国、韩国的年轻人低。

日本年轻人甚至形成一种共识，一个需要人民为他去死的国家，那就让他灭亡好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样的想法显然太可怕了。

提到对二战的反思，我们经常拿德国和日本进行比较，两个国家曾经都实施军国主义统治，都对周边国家犯下罪行。

为什么德国对纳粹的清算相对彻底呢？其实啊最初德国国内对战争的看法比日本还要分裂，因为德国的问题更复杂，比如德国在。

一战和二战都是战败国，连续两次战败迫使德国人思考的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多元。

那二战之后呢，德国又分裂为东德和西德，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加深了不同群体对历史认识的分裂。

不过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德国在讲述二战历史的时候，逐渐选定了施害者这个版本。

要知道七八十年代东西德还没有统一，两次大战也没有完全走远，为什么德国人对战争的记忆会逐渐统一起来，施害者叙述模型会逐渐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呢？这是因为战后德国面临一个紧要的任务，与欧洲各国和解。

二战结束后，虽然德国分列为东西两部分，但德国对欧洲造成的伤害仍然让欧洲各国。

记忆犹新，当初德国在一战中失败了，不也掀起二战吗？何况德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谁知道他会不会掀起第三次大战？所以啊德国要想存在下去，就得获得其他欧洲国家的谅解。

具体的方案是让欧洲各国接纳德国，欧洲从此融为一个整体，欧洲民众用对欧洲的认同代替原来一起警惕德国的认同。

那如何实现这一系列的目标呢？德国政府选择的策略是忏悔政治模式，其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施害者故事模型，德国政府领导人会主动向曾经遭受纳粹伤害的欧洲各国道歉赔偿，甚至当众下跪忏悔。

在国内，德国政府尽力统一对二战的叙述方式，政府尤其。

是对历史课程的编写，通过讲述第三帝国历史，号召人们自我定罪，与过去彻底决裂，重建一个全新的德国。

除了教育，德国政府还在选举制度方面做了努力，比如设定了选举门槛，规定进入议会的政党至少要获得百分之五的选票，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那些极端的声音，避免出现像纳粹一样钻空子的少数极端派。

德国政府的忏悔政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欧洲各国接纳了德国，而且德国民众也获得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悔罪、赎罪逐渐变成道德，被人称为忏悔的骄傲。

回到我们讨论的日本，今天的日本能够像德国一样走出历史困境吗？德国和解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和受。

而伤害的周边国家重建友好关系，需要首先承认错误行为，同时做出令人信服的道歉。

但在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在回避讨论长辈的战争经历，大众媒体为了迎合受众，会刻意强化受害者的故事比重，学校教育呢会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和平。

你看日本目前的文化氛围并不推崇深刻的自我反省，可见和解的前景并不乐观。

到这儿，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作者为我们介绍了日本讲述二战的三个版本的故事，这三个故事相互抵触，都在争夺道德制高点。

比如阵亡英雄的故事背后其实是民族主义，这个故事有助于提升日本民众的自豪感。

还有受害者故事背后是和平主义，通过强调。

日本受害者身份来摆脱愧疚。

最后是施害者故事，主张日本要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的反思，背后是和解主义。

过去几十年中，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和解主义一直水火不容，都在争夺道德的优越性，但始终没有融合为一种能够摆脱过去的国家战略。

其中讲受害者故事的和平主义思潮，在家族记忆和学校教育中最为强制。

然而要想修补破碎的关系，抚平历史的创伤，只是倡导和平主义远远不够。

在目前的地缘政治中，只有从曾经的敌人和受害者那里获得尊重，道德才可以失而复得。

五一终身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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