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小说推荐（中华优秀文化典籍）

《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全新大型文化类节目,节目将聚焦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书籍，节目拟每期选取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通过亦讲亦演、古今对话的全新原创舞台形式，跟随书籍的千年流传，穿越古今中外，借由不同时空坐标里写书人、读书人的闪亮故事，让经典照进现实，展现经典书籍中的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华文化基因。

1.《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中。

《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骚体”。

2.《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是《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 《尚书》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该书要旨：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3.《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4.《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深刻总结了春秋时期各国交战的丰富经验，集中概括了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历代卓越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军事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战策;是对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理论概括和军事谋略提纲挈领式的汇集。

5.《本草纲目》是李时珍所著的集中国16世纪前本草学大成的中医典籍，属《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该典籍于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定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南京正式刊行。《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约190万字，分为16部、60类。

6.《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是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的所见所闻为线索，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着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揭开了封建家族“温情脉脉面纱”内里的种种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7.《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传承这种规范才能照亮未来。余秋雨曾说过，一个民族的终极目的。不是军事的国家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典籍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是现代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文化基础。它指导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激发蕴藏在骨子里的文化血脉。文化溯源。我们只从何而来；典籍研读，我们知未而来；投注当下，我们知去向何方。古典是晦涩难懂的，文化是深沉深刻的。但我们必须要挑起承载中华文明的这根大梁，像伏生一般传其书、明其义。除此之外，还要守正创新，守护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情怀，更需要看穿历史的智慧和创新求变的勇气，让典籍的内核以现代的方式被更多人所接受，进而传承。这也许就是《典籍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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