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中国在晚清民国时期涌现的一批工业巨资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书名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他描写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做买卖的商人，而是中国在晚清民国时期涌现的一批工业巨资，包括有实业大王之称的张姐，有绵杀大王之称的荣氏兄弟和木偶出有化工大王之称的范旭东，有火柴大王之称的刘洪生以及有船运大王之称的卢做福等。

这本书描绘了这批企业家的群像，讲述了他们白手起家、实业报国的故事。

本书作者叫傅国勇，中国当代作家，他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史以及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主要作品有金庸传、叶公抄传等。

不过在这本大商人里，傅国勇要探寻。

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而是中国企业家的传统。

傅国勇在本书序言中写道：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经有近一百六十年。

就是从一八九五年，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那年算起，也有一百二十五年了。

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吗？不是。

胡雪岩虽然有资本运作和洞察市场的能力，但是他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改良生产工艺、提高产品品质方面，所以胡雪岩不算真正的企业家，而只是流通领域的救世商人。

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根是在洋务派后期领袖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身上吗？也不是。

这些人虽然创办和经营了多家大型企业，但他们本质上。

身份还是官僚，创办企业只是他们为官的政绩，而并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

傅国勇认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之根要追溯到开创了各种新式企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也就是本书所刻画的各位主角身上。

在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批企业家的成功开创了近代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一线希望，令国人振奋。

而他们的失败又是那个时代注定无法逃脱的宿命，让我们今天读来唏嘘不已。

为了深入挖掘这些人当年创业的细节，傅国勇一头扎进屎料当中，花两年功夫爬树整理资料，然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实地走访他们的事业所在地。

比如张俭所在的江苏南通，荣氏兄弟所在的无锡和上海，卢做福所在的重庆。

北等地，寻访他们当年留下的工厂、遗迹、故居和博物馆，最后写成了本书。

本书首次出版于二零零八年，后来多次再版。

我现在拿到的版本是读库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出版的口袋版，这个版本的装帧非常漂亮，把一本原本很厚重的四十万字的书拆成了六本小册子，每位企业家的故事单独成册，小巧轻便的三十二开本，以故宫红为底色的哑光封皮，处处透露着细节感，让我爱不释手。

如果你是书迷，推荐你一定要收藏一套。

本书所写的六位企业家视野分布在纺织、食品、能源、化工、航运等多个领域，地点也分布在上海、天津、重庆、无锡、南京等地，给人一种民族工业遍地开花的感觉。

但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中国的工业化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这一个地区的工业产量就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而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又以棉纺织业为绝对龙头。

六位企业家中的三位，张简、荣氏兄弟和木偶出都是在长三角地区靠纺纱厂起家的。

本期音频我主要以张简和荣氏兄弟为代表来展开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面创办企业，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业化的努力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一八六零至一八九零年代，洋务派官员开办了一系列现代制造企业，以军工、造船、采矿等重工业为主。

在这个阶段，民间资本由于政策和资金规模的限制，没有机会。

是参与其中。

直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第二年，也就是一八九五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开设工厂，这刺激中国商人产生了自办工厂的强烈意愿。

同时清政府意识到官办工厂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于是对民间办厂从限制变成扶持，陆续出台了很多鼓励民间办厂的政策。

民间商人按照投资额的大小，还可以得到不同品阶的头戴花翎。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一八九五年之后涌现出来。

由于技术和资本实力有限，他们的事业一般从纺织、面粉加工等轻工业部门起步。

我们以这。

在企业家中的标志性人物张謇为例，张简十五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中了秀才，但是后来二十多年一直没能中举，直到一八九四年，也就是甲午海战那年，突然被光绪点中了状元。

但这一年张简已经四十一岁了，他的父亲又刚刚过世，张简必须守孝三年，于是回归乡里，无事可干。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大力扶持民间企业，这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受益，张俭希望他在家乡江苏南通开办工厂，以实业报国。

张简一开始很是犹豫，自己几十年埋头苦读，既没有从商经历，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他唯一有的就是张之洞给他的总理海通一带商务的委任信，意思是让他总管江苏南通海门一带。

商务算是一个官方背书。

你可能会奇怪，为啥张之洞一定要让张简去办厂呢？其实也不是针对他。

当时啊朝廷动员了一批状元去办工厂，除了张简，还有陆润祥、周学希、孙加奈等一批状元也被动员去开工厂，形成了一股状元半场的风潮。

只不过在这批人当中，张俭后来的事业是最成功的。

书里说，张检办场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不行，还打算回来做官。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张姐彻底断了做官的念头。

那是在张简守孝三年期满之后，进京尽见。

但是赶上百日维新，张简的恩师翁同和被罢官，张健深感官场险恶，他又想起自己三年前刚中状元时。

有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张俭随满朝文武百官一起出门迎驾。

这时突降暴雨，路面积水一两尺深，官员们各个跪地匍匐在路边，浑身湿透，其中还有七八十岁的老陈，但慈禧太后乘轿子经过，连看都不看一眼，视若无物。

这件事情给了张简很大的震撼，难道自己寒窗苦读几十年，就是为了做一个磕头虫吗？想到这里，张简下定决心远离官场，无论干实业多难，都要咬牙坚持下来，这也是他跟之前的洋务派官员最大的区别。

然而张检办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普遍困境，就是缺钱。

中国人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但一般只在亲友等熟人圈。

当中募集资金，形成小型的商业团体。

而开办现代工业企业，就算是一个纺纱厂，也动辄耗资几十万两白银。

要知道，清朝一品文官的年俸禄才一百八十两白银，这么大的资本量，光靠亲友募集肯定不够，必须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

所以张俭的沙场从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但是募股之路非常艰难。

在当时的中国，有闲钱的人一般会去买地或者投到钱庄，甚至是捐个官，而很少有人愿意投资纺纱厂这样的新式企业，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事儿靠不靠谱。

张简本来打算为沙场募集六十万两白银，结果他辗转上海、南京各地，费尽口舌，前后花了四年才募到了不到二十万两白银。

张姐。

有名的书法家。

他几次在筹款途中因为旅费花光，不得不卖资换钱。

一直到四年后的一八九九年，纺纱厂才终于开工。

这一年张俭已经四十六岁了，是不折不扣的高龄创业。

他给纺纱厂取名叫大生，取易经里说的天地之大德，约生的含义。

非常幸运的是，张简的创业时机非常好。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市场上充满了大量进口棉纱，其中沙质密度低于二十只的是粗鲨，主要从印度进口；沙质密度高于二十只的是细沙，主要从日本进口。

而恰恰是从一八九九年开始，印度从银本位制改为金本位制，印度货币升值等于出口到中国的印度粗砂变贵了，这就给中国本地。

主要生产粗沙的纺纱厂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

除了外部的大环境不错，大商沙场所在的江苏南通还有几个独特的地理优势。

首先，这一带是传统的产棉区，工厂可以就近收购本地最优质的棉花。

其次，这一带还有大量善于纺织的农家女性，心灵手巧，工资呢却比上海的纺织工人要低得多。

第三，南通还是一个重要的棉布产区。

当时中国人消费的布匹以手工织布为主，纺纱厂一般会和布匹商人签订合同，赊给他们棉纱，布匹商人呢再把棉纱分发给当地的农民，让他们手工织成布匹，再由商人回收并且出售，最后纺纱厂才能收到钱，这种生意模式被称为放沙收布。

送农民支的手工土布叫做官庄布，既结实耐穿，又光滑柔软，非常有名，特别受东北人喜爱。

南通每年销往东北的关中部就高达几百万匹。

大生沙厂生产的棉纱正好可以满足南通当地支户的生产需求。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大圣沙场在开机第一年就获得了盈利，而且在那之后的二十年中，几乎年年盈利大胜沙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最开始只有九千枚沙锭，四年内增加了两万多枚，沙钉，工人也从一千多人增长到三千人以上。

看到大生沙场年年盈利，愿意投资的股东也越来越多，大生的总股本很快达到了五十万两白银，而张简本人只投了两千两，其中还有七百两是找别人借的，所以他总共。

只持有百分之零点四的股份。

按现在的话来说，张简可以算是大声的创始人兼ceo，但不是控股股东，有了充足的资本，大圣沙场开始了快速扩张。

横向来看，大圣在原厂之外又陆续开了三家纺纱厂。

纵向来看，大声围绕着纺纱工业的上下游开办了很多家卫星企业，在产业链上游开办垦牧公司，种植棉花，开办冶炼厂和钢铁厂，制造压棉机和织布机，开办面粉厂，满足江沙织布的需求等等。

在产业链下游，利用分离出来的棉籽半油厂，利用油厂的废弃油脂办肥皂厂、办轮船工厂，满足航运需求等等。

就这样，张俭前后创办了二十多家大商系企业。

这些。

企业集中在南通一个叫唐闸的地区，让原本荒芜的唐闸变成了拥有五万人的繁荣小镇，人称小上海。

更令人钦佩的是张简不但在这里办厂，还在这里办学。

在大生得鼎盛时期，这里不光有工人夜校、十字斑，而且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好几所新式大学，包括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南通名立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等。

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哥哥陈师增都曾经在南通师范任教。

据统计，张简一生开办了三百七十所各类学校，其中大部分是在南通。

当时到访南通的外国人发现南通街头竟然没有乞丐，因为大商系企业吸纳。

看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劳动力，而无法参加劳动的老弱病残也得到了妥善安置。

包括张简创办的育婴堂、养老院、计量所、芒雅学校等等，南通的街道、码头、建筑、植被等也经过了精心设计，管理的井井有条。

在张简的苦心经营之下，南通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模范城。

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称南通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梁启超说：南通是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张俭开创的从办企业到办教育再到办社会的发展模式，也被称为南通模式，深刻影响了民国一代企业家。

后来荣氏兄弟建设无锡、卢做福建、设重庆北碚，都是对南通模式的模仿。

比如荣事兄弟中的老大荣禄。

尊敬，比张简小二十岁，他就非常崇拜张简，认为只有学习张简办工厂做实业，才能抵抗侵略，救亡图存。

但是和张简的状元出身不同，荣事兄弟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十四、五岁起就到上海的钱庄做学徒，然后自己凑钱开办钱庄，赚到第一桶金。

一九零零年，也就是张俭的大生沙场正式开机的第二年，荣事兄弟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一家面粉厂。

面粉厂开局不顺，头几年连续亏损，眼看就要撑不下去，这时候兄弟俩经过痛苦的权衡，最终决定关闭钱庄，把所有的余钱集中起来支持工厂进行最后一搏。

他们用这笔钱购入最新的美式机器，同时精选卖员，把所有发潮、发霉的麦子全部剔除。

终于凭借高品质的面粉打开市场，成为名牌产品。

上海面粉交易所后来把荣家的面粉定为标准粉。

这次起死回生的经历，让荣氏兄弟确立了他们之后的生意宗旨，只要机器芯原料好，就能挣到钱。

到一九二一年，荣事兄弟总共开了十二家面粉厂，面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将近四分之一，荣氏兄弟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从一九一五年起，荣事兄弟也开始办沙场，取名申鑫。

身心沙场的建立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战中，各路列强自顾不暇，产能短缺，进口工业品的价格一路飞涨，给了中国民族工业参与竞争的机会。

之后，五四运动又掀起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浪潮，让中国的纺纱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到一九二一年，粗杀国产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再加上荣事兄弟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身心沙场的扩张速度非常快。

短短十几年间，从一个厂扩展到九个厂，拥有五十五万枚沙锭，占全国沙锭总数的五分之一。

身心沙场成为全国纺织工业的龙头老大。

刘氏兄弟在面粉大王之外，又获得了棉纱大王的称号。

一向为人低调的容宗敬在谈起自己的事业时也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事业成功之后，荣氏兄弟学习南通模式，在家乡无锡造桥、修路、兴办教育，造福乡里十人，常常把南通。

张氏和无锡荣氏视为中国实业家的代表。

不过荣氏兄弟和张简有一个重要区别，张简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只有很少的股份，而荣事兄弟占了自家企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资本家。

在民国一代的民族资本家中，荣氏兄弟的产业规模是最大的。

然而无论是张简还是荣氏兄弟，他们一生苦心经营的事业最后还是失败了。

一九二五年，大商沙场资不抵债，被债权人银行和钱庄组成的银团所接管，张简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

第二年八月，七十三岁的张謇抱憾去世。

一九三四年，荣事兄弟的身心沙场因现金流断裂，无法偿还巨额债务，银团直接接管了身心九个厂。

中的四个，对其余几个厂的经营情况，营团也要派人进行监督。

其实不只是身心，当时整个纺织工业都遭遇了寒冬。

一九三五年时，全国有百分之四十的沙锭处于停工状态。

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民族工业在资本结构上的内在不足。

二是当时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资本结构的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张简在筹款时的艰难，在工厂还没有盈利的时候，要怎样说服公众对企业投资呢？当时中国企业家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承诺不管工厂有没有赚钱，股东都可以获得保底的固定股息。

这部分股息叫做官吏，是要写进公司章程的，如果发放官吏后还有。

盈余，那么还要再给股东分红，这部分叫做红利。

比如大商沙场的官吏为百分之八，还有的企业的官吏高达百分之十。

在企业筹办期间，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的时候，就要开始支付官吏，这对企业来说是个无比沉重的负担。

但即使是这样，企业募集到的资本也往往只够购买地皮、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

至于采购原材料、支付工人工资等经营费用，还要从银行和钱庄贷款，贷款利息比官吏还要高出不少。

比如大兴沙场在筹办时，向银行的贷款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四。

在大生沙场的全盛时期，除了支付官吏和银行利息，还有足够的盈余，但是这部分盈余当中，大部分用来给股东分派红利和给管理人员发奖金。

而提取的盈余公积金和折旧费用很少，这就影响了大声对机器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和抵御市场风险。

有一年，大生派给股东的红利竟然高达股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同行都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告诫张姐，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必须预防其危险性。

结果不出四年，大生就被银团接管。

后来荣氏兄弟充分吸取了大生沙场的教训，他们的身心。

沙场一般只发官吏，不分红利，盈余的钱用来更新机器，兼并收购其他沙场，不断扩大再生产。

当然荣事兄弟能这样做，前提是他们是身心的控股股东，而张。

减，即使想这么做也办不到，因为股东不答应。

容宗敬自己说我是有钱就要开场，别人则是有钱就分掉。

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身心在短短十多年间，从一个厂变为九个厂，生产规模更是扩大了几十倍，创造了民国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过身心扩张的这么快，光靠自有资金也是无法实现的。

荣事兄弟的办法是从银行贷款来并购新厂，然后把新厂的土地、厂房抵押给银行，贷出更多的钱，继续并购新厂。

他们把这种借钱扩张的办法叫做借鸡生蛋，蚁蛋孵鸡。

要把这种生意模式持续下去，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沙场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利润率要超过银行的利息率；二是。

抵押给银行的土地、厂房等固定资产的价格是稳定的，或者是逐渐上涨的，这个时候抵押贷款对银行来说没有什么风险，银行愿意放款。

在一九三四年之前，这两个条件是基本满足的。

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在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二之间，而身心沙场的利润率最高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时向银行借贷经营是划算的。

同时，在一九三四年之前的二十多年里，上海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上涨，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土地价格稳步上涨，这就使荣氏兄弟的借债扩张模式能够持续。

但是在一九三四年前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源头不在中国，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就是那场著名的一。

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大萧条。

对于大萧条，我们已经了解得很多了，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大萧条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是无意中读到一本书，日本学者承山稚子写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才知道原来大萧条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造成了重大冲击，只不过时间上稍有滞后。

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西方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处于上升期。

但是从一九三三年起，西方国家相继复苏，却把中国拖入了经济萧条的泥潭。

这一来是因为大萧条期间，为了促进经济复苏，英国、日本和美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将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而中国继续坚持银本位制意味着中国货币的汇率。

上升了，进口产品更便宜了。

于是西方国家的廉价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对民族工业造成打击。

更要命的是，一九三四年六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收购法案，进一步抬高国际银价，导致大量白银流出中国，让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上海的金融业首先遭到打击，出现钱荒，继而上海房地产市场崩溃。

金融恐慌让银行纷纷紧缩银根以求自保，导致了更大范围的产业萧条。

农村地区更是出现了全面凋敝，因为农民进行生产需要的基本周转资金枯竭了。

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品市场上出现了花贵纱件的局面，意思是棉花价格比棉纱价格还要贵，纱厂生产的越多就亏损。

举得越多。

经济学家马银书指出，花卉是因为农村凋敝，棉花产量不足，而沙建是因为日本棉纱在中国的倾销。

同时，广大农民生活极度困难，失去了基本的消费能力，产品没有销路，再加上银行紧缩，银根对到期贷款坚决不再展期，即使是荣事兄弟这样的资本运作高手，也没有辗转腾挪的空间了。

一九三四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身心已经资不抵债。

没多久，身心被银团接管，与此同时，中国的白银还在持续流出。

如果把货币比作一个经济体的血液，那么当时的民国经济正在失血而死。

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总商会报告有一千家企业倒闭。

高达五十万人失业，上海经济即将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南京国民政府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进行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国民政府宣布正式发行法币，终结了中国的银本位制。

当然这背后涉及和西方各个列强之间的复杂博弈，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讲到这儿。

书里写的其他几位企业家，木偶猪、范旭东、刘洪生、卢做福的故事也很精彩，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读。

总得来说，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到一九三四年金融崩溃，这近四十年里，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三。

一年，中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九点四，其间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或是像张简这样的儒家士大夫出身，或是像荣事兄弟这样的传统商人出身，或是像木偶出范旭东这样的海归出身。

他们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努力克服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税负过高、时局动荡等不利因素，共同铸就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

但是由于资本结构的内在不足和大萧条的冲击，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后来深陷困局。

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底进行法币改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货紧缩问题。

民族工业企业在一九三六年出现了短暂复苏，但没多久，七七事变的枪声响。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工业化进程被彻底打断，民国一代企业家毕生追求的工业化梦想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