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城市内部》：如何了解一座城市？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笛的《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这本书要说的是，如何了解一座城市？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一般我们去城市旅游，首先要看的，肯定是它的风景名胜、历史古迹，或者重要地标。

但是，仔细想想，这些东西，都是精英阶层在城市留下的印迹，它们固然重要，但仅仅代表城市的一个侧面。

这就像认识一个人，如果只见过他出席盛大活动的时候光鲜亮丽的样子，我们能说自己真的了解这个人吗？那么，怎么才能真正了解一座城市呢？了解一个人，肯定要熟悉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喜欢吃什么，穿衣服是什么风格。

了解一座城市也一样，要回到普通市民的视角，观察它与众不同的质地和美感。

这本书的作者王笛，就是这样做城市研究的。

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作：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

王笛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两次获得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的最佳著作奖。

他是四川人，他的著作写的几乎都是成都。

他说：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使相隔万里，他生活的大部分都和成都密切相关。

在王笛看来，打开成都的正确方式，不是看杜甫草堂或者熊猫基地，而是行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和民众交谈，体验他们的生活。

这些民众可能是“离富裕水平还相差很远”的小市民，也可能是“坐在门口同邻居攀谈和傍晚乘凉的居民”。

正是这些人，在日常的活动中，塑造了成都独特的气质和文化。

他的《街头文化》和两本叫《茶馆》的书，关注的都是这些人的日常生活。

他管这三本书，叫城市微观史和成都叙事的三部曲。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走进中国城市内部》，并不是一本讲成都的书，而是王笛对自己研究方法的一次全面梳理。

在这本书里，王笛依然是以成都为例，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他要讨论的课题已经超越了成都，指向过去学界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局限。

他要从理论和方法的层面，探讨如何研究一座城市，如何理解一座城市，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一座城市的过去，理解当下重要的社会问题。

接下来我会分为三部分来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以成都为例，看看王笛如何发现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质。

其次，我要说说，作为一名学者，王笛为什么要研究成都，也就是这本书的学术意义。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也就是王笛的现实关怀。

第一部分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部分：如何发现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质。

每一座城市，肯定都有它的特点。

我们一般会说，北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上海呢，是20世纪以来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不过，这些特点都太宏观了，不能反映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感受。

如果到了那座城市，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特质吗？当然不是，一次北京七日游，可以游览故宫和北海、长城和鸟巢；观看各大博物馆里的展览；品尝北京烤鸭或者近来最火的餐厅，但是，这一趟下来，北京对你来说，也只是从陌生人变成了半熟脸而已。

你不知道它的喜好，也不了解它的脾气。

所以，王笛特别强调，打开一座城市的正确方式，不是游览名胜，而是体验生活。

但是，生活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要怎么体验呢？王笛给出的方法，是找到城市里普通人日常的生活场景，他管这个生活场景，叫“微小单元”。

这是王笛发现城市文化特质的第一步。

我们还是以成都为例。

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去过成都的人，第一反应大概是茶馆。

成都的茶馆遍布大街小巷，随便走到哪儿，只要坐下，花上十块二十块，就能点上一杯飘雪，喝一整天。

可以说，全国各地很少有哪个地方的茶馆像成都那样，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如果再做一点调查，你就会发现，成都人去茶馆的传统，从晚清和民国时期就有了。

每天听本书里讲过王笛的另一本书叫《显微镜下的成都》，详细谈到了这个传统。

简单来说，茶馆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塑造了成都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

没事的时候，人们在茶馆里点上一杯茶，互相问候、聊天、打探消息，感知城市的韵律；有事的时候，人们也要去茶馆，找“中人”来说和、评理，那一刻，茶馆就像衙门，中人就像是法官，他们用老百姓普遍认可的道理，去判定是非曲直。

喝茶，反而成了次要的事情。

这样的茶馆，可以看作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微观世界，浓缩了外部大世界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变化。

不过，类似的茶馆，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啊，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里写的北京茶馆，不就是把大世界里的变化浓缩到小小的茶馆之中吗。

为什么茶馆可以看作是体现成都特色的元素呢？这就要说到王笛发现城市特质的第二个步骤了，那就是，把这个微小单元放回到时空坐标系里做比较分析，观察它背后体现的大趋势和小趋势。

我们知道，一种时代趋势来临，往往会席卷各地，但是，如果透过“微小单元”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大趋势下，每个城市的小趋势其实不尽相同。

举个例子，民国时期，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城市化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市里劳动工人大量出现。

比如在北京，我们会看到满大街的黄包车穿梭往来。

而在成都，出现了一个不常见的现象，就是女性进入茶馆，从事过去男性才会做的茶倌。

这样一来，成都的城市化进程里，就出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那就是女性的解放，以及相伴而来的职场性别歧视。

这恰恰是因为，茶馆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独特的位置，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坐标系再放大一点来看。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座城市的微小单元和其他事物的共性，就可以看清历史在更大层面的大趋势。

这也是王笛这本书里最独到的见解。

在王笛看来，作为微小单元，成都的茶馆和西方的酒吧、咖啡馆，功能十分相似。

酒吧和咖啡馆是促进欧美城市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先说酒吧，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缺乏清洁的饮水，厕所也比较难找，所以，能够提供净水和厕所的酒吧吸引了不少顾客。

酒吧的生意，其实很灵活，除了能喝酒，人们还可以在酒吧打拳击、打台球、下棋等等。

当时有人这样写道：在酒吧，我们见面、交谈、欢笑、聊天、抽烟、争论、寻找知音、探索道理、夸夸其谈、胡拉八扯、唱歌、跳舞、拉琴，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很像一个俱乐部。

没有其他空间，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取代酒吧在美国城市中的地位。

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咖啡馆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当时有三千多家咖啡馆，有自己的铁杆顾客群。

人们在咖啡馆里进餐、读报、思考他们周围的世界。

咖啡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场所。

在研究者看来，公共领域的出现，正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生活诞生的标志。

有了这个时空坐标系，你就会发现，在公共生活中，成都的茶馆其实扮演了和酒吧、咖啡馆类似的角色。

它同样是人们相互交流、传播信息、解决争端和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

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老百姓有事了，首先想到的是到茶馆找人评理。

这样的公共空间，不仅是老百姓政治生活的舞台，也是地方政治的风向标。

举个例子，我们常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民国时期的茶馆里贴着“休谈国事”的告示。

表面上看，这意味着，老板担心在茶馆里面谈论政治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一般认为，这是狭隘和愚昧的表现，普通人怎么就不能关心国家大事呢？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这个告示贴在茶馆，也可以说是对专制制度的一种无声的控诉。

民国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的稳定为理由，颁布规章约束茶客的言行举止，干预老百姓在茶馆的生活，茶馆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示抗议。

这就像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治示威中，有人用胶带把自己的嘴封住，来抗议当局对自由发表政见的压制。

你看，城市的文化特质既扎根于具体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之中，又会跟宏观的历史趋势互动。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座城市都是独特的存在。

如何正确打开一座城市？借用普鲁斯特的那句名言，了解一座城市，不是要发现新的风景，而是找到新的眼睛。

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说了，在王笛看来，了解一座城市，就要找到它的微小单元，然后把这个微小单元放到时空坐标系里去比较分析。

这样，就能看到历史的小趋势和大趋势。

王笛的研究，除了要回答这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其实还有更大的关怀。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王笛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师从著名的城市史专家罗威廉。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有两个萦绕在汉学领域的幽灵，一个是马克斯∙韦伯，另一个是哈贝马斯。

马克斯∙韦伯从宗教、法律、城市发展等等方面，论证了到20世纪初期，西方为什么能成功进入现代社会，而中国只能在现代社会的门槛之外徘徊。

在城市发展的问题上，韦伯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缺陷。

历史上，中国的主要城市基本上是政治和军事重心，受政府直接控制，无法形成城市共同体。

所以，中国城市就没办法像欧洲城市那样成为加速封建制度崩溃的动力。

哈贝马斯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的答案不太一样。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公共领域的诞生。

中国迟迟没能迈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中国缺乏自治组织，以及承载他们活动的公共领域。

王笛的导师罗威廉认为，不管是韦伯还是哈贝马斯，他们都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误区，把西方的城市化经验作为唯一的参照物，来思考现代世界的变化。

罗威廉以中国中部城市汉口为例，说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城市已经有了自治组织，它们跟欧洲的自治组织虽然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是功能大体一致。

王笛的研究继承了他的老师。

他以成都为例进一步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城市，不仅有类似西方行会的自治组织，也有像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和西方近代出现的酒吧、咖啡馆和沙龙一样。

这些因素，都为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除了茶馆之外，王笛还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19世纪成都的清明会。

清明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清明节期间活动的民间组织。

不过，清明会出现，并不是为了举办庆祝或者聚会，它有非常实际的作用。

过去的成都，在清明前后，需要清理城内的阴沟，就像今天清理城市的下水道。

人们把街边盖阴沟的石板掀开，把污泥掏出来堆在路边，然后由农民运出城作肥料。

掏阴沟必须在每年清明节前后进行，因为成都地势低洼，到了雨季非常容易积水，必须及时把水排出去。

所以，每年清明聚餐结束后，市民自己组织的清明会就出人出力，清掏阴沟，雨季的时候，城内道路就能保持清洁。

当时成都的人口有几十万，而县衙的官员和衙役加到一起，也才几百人。

所以说，清明会参与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府治理城市的成本。

当时，像这样的自治组织还有很多，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形式。

它们的存在，说明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同样进入了现代社会，只不过和西方的形式不同罢了。

说到这里，你就能体会到微小单元更深层的意义了。

想要从微小单元中挖掘出丰富的内涵，除了要有广博的学识之外，还需要能够把它看清楚的“显微镜”。

这个“显微镜”，就是一双不放过任何揭示时代真相素材的眼睛。

我们知道，历史往往把书写的权力留给社会精英阶层。

生活在下层的民众，往往不识字，更不会书写，历史也不会记录他们的生活。

对今天的学者来说，想要研究城市的历史，就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史学观念，只看精英阶层的记录和历史大事件，也要关注小说、诗词、绘画、摄影、民间故事等多种多样的素材中留存的微观历史。

王笛正是这样做的。

前面王笛对清明会的讨论，就来自他搜集到的民间文学素材竹枝词。

竹枝词虽然是文学，但是它一般不会表现作者的想象，而是客观地描述日常生活。

19世纪以来，有关成都的竹枝词特别多。

它们为王笛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我们体验成都的独特文化提供了窗口。

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我们讲了王笛的城市研究有怎样的学术价值。

在解读的最后一部分，我想说说他的现实关怀。

这也是王笛研究茶馆、研究成都、研究城市的一个重要目的，他要提醒我们，今天，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城市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质。

近年来，一种建筑美学席卷全国。

这种美学强调整齐划一、宏伟宽广、以新换旧，所以大广场、大建筑大行其道。

城市的老街区、老建筑、城墙城楼等，经常被拆毁。

这一点，喜欢旅游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

如果去旅游，在各个城市，不论大小，都能看到相似的城市广场和音乐喷泉。

但是，那些独特的建筑，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成都的小巷公馆，却在大规模的拆除中消失殆尽。

如此一来，城市丰富的色彩也跟着消失了。

四合院里居民们早晨洗漱互相问好的场景，被单元楼里时刻紧闭的房门取代。

几年前，王笛到波士顿游览，在夕阳下漫步在17到18世纪留下的断壁残垣之中，感慨万千：为什么类似东西，在中国却看不到了呢？我们把各地的老城拆除，将来后悔的时刻，还会远吗？城市的独特性消失，还带来了一个影响，就是城市的包容性也跟着消失了。

在东京、纽约等等国际大都市地铁站里，时常看到流浪汉用纸箱搭建的小窝。

在一些沿江的公园里，还能看到用铁皮、木板、纸箱等材料搭建的临时房屋，那是无家可归者的住处。

这样的地方，和周边城市的干净、繁忙，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过去的成都，其实也有类似的景象。

在节日庆典的时候，县太爷和随从官员一起出来巡游。

队伍中，前面打旗子的，都是乞丐。

有时候，老百姓家里举行婚礼，也会请乞丐打旗子走在前头。

婚宴时，这些乞丐还可以免费吃席。

如果办丧事，老百姓也会请乞丐来帮忙哭丧。

让乞丐参与家庭事务和公共事务，其实是社会慈善一种常见的方式，体现了城市的包容性。

我想再举一个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例子。

我游览一座城市，喜欢观察它的公共厕所。

我在国内某一线大城市的火车站等车，看到它的厕所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专为残疾人用，但却一直锁着；上层要爬很陡的楼梯才能进入。

我只是提着一个行李箱，上楼都感到很吃力，使用轮椅的人士怎么上厕所呢？在某中部城市，我还见到专门为残疾人士设计的公共厕所，虽然有让轮椅通行的斜坡，但是坡度过大，轮椅完全无法上去。

我还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虽然许多城市都铺设了盲道，但实际上，这些盲道有的无故中断，有的指向错误，往往会沦为停车场。

回想一下百年前，成都街头吃喜酒的乞丐们，我们的城市，好像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包容了。

这正是城市文化特质丧失带来的一个影响，也是王笛研究城市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

他要提醒我们：城市不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它曾经更有温度，能够包容更多的可能。

结语好，这本《走进中国城市内部》就讲到这里。

在书中，王笛为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打开一座城市，发现它独特的文化特质。

茶馆成为成都的文化代表，不仅是因为它遍布成都的大街小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纹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把成都带到世界的高度，展现中国社会在19世纪到20世纪丰富的公共生活图景。

整个20世纪，中国城市都处在剧烈的变迁中，成都的茶馆见证了这个过程。

而且，成都的茶馆似乎比北京的四合院和上海的石库门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虽然茶馆过去的一些服务消失了，但还有很多服务，比如采耳、擦鞋，仍然十分活跃，为普通人享受公共生活提供了舒适的空间。

像茶馆这样幸存的中国城市遗产，能否经受得住21世纪更加猛烈的社会转型呢？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了。

但作为一个案例，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方法论，王笛想要传递给读者一个更重要信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注重从历史中打捞、感知、发现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并且尽可能留住这种魅力，保护和延续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和生活习惯。

撰稿：王雨

转述：成亚

五一终身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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