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丑闻（波西米亚森林事件怎么回事）
五一 编者按：《明星大侦探》等推理类综艺节目的走红，带火了实景搜证、剧本杀等沉浸体验式推理游戏。在这些推理类游戏中，照片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游戏道具和“破案”证据，使得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获得某种直观的感受和在场的幻觉，似乎可以通过照片来把握事件的本来面目，即所谓“有图有真相”。但这种“真相”其实不那么牢靠。照片与推理破案之间复杂的关联性，早在一百年前的民国侦探小说中就已经有过丰富的情节演绎和文学想象。
在剧本杀、实景搜证等推理游戏中，照片是玩家“破案”的重要依据。图为综艺《奇异剧本鲨》（2021）剧照。 （资料图/图）
德国学者本雅明曾借用爱伦·坡的小说名称“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来指称现代都市中的犯罪分子：在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中，在每天大街上快速涌动的陌生人群里，现代犯罪分子往往很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和行踪，即现代都市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不可捕捉和稍纵即逝的特点。而摄影术是一种捕捉犯罪影像的手段，它将犯罪行为凝固为一个固定的影像空间并保存下来，进而具备了作为呈堂证供的可能性与可靠性。
在本雅明看来，摄影术的发明与侦探小说的诞生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它们都是要对犯罪行为进行“定格”：“摄影的出现对犯罪学的意义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学的意义。摄影第一次使长期无误地保存一个人的痕迹成为可能。当这征服隐姓埋名者的关键一步完成后，侦探小说便应运而生了，自那以后，准确无误地将罪犯的语言和行为确定下来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
在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银色马》《贵族单身汉案》《马斯格雷夫礼典》《黄面人》等多篇小说里，都出现了福尔摩斯向当事人索要照片以确认被害人或失物形象的细节。其中最有趣的当属1891年发表的小说《波西米亚丑闻》。在这篇小说中，“无所不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竟然被一张照片搞得焦头烂额。
小说中，波西米亚大公要和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女儿结婚，但大公年轻时曾与艾琳·艾德勒女士交往，两人亲密的合影被拍了下来，他因此受到艾德勒女士的威胁。大公不得已向福尔摩斯求助，请他帮忙摆平这起“照片门”事件。福尔摩斯与大公展开如下对话：
“如果这位年轻女人想用信来达到讹诈或其他目的，她如何证明这些信是真的呢？”
“我的笔迹。”
“可以伪造。”
“我的私人信笺。”
“可以偷。”
“我自己的印鉴。”
“可以仿造。”
“我的照片。”
“可以买。”
“我们两人的合影。”
“噢，天哪！那就糟了。陛下的生活的确是太不检点了。”
在小说中，福尔摩斯认为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大公的风流韵事，而在于它以照片的形式凝固并流传了下来，因此想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得到并销毁照片。
在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用照片兴风作浪的艾琳·艾德勒女士。 （资料图/图）
用照片“打败”照片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里，照片也是侦探们需要依傍的重要破案工具之一。在程小青的《一只鞋》（1922年）里，侦探霍桑抓捕嫌犯的方法是“把高有芝的照片拿到手，再送到如真照相馆里去，请他们特别加快添印，以便杭州的回电一到，就可把照片分给各警区的探伙们，准备按图索骥”。
在俞天愤更早期创作的侦探小说《风景画》（1918年）中，警察们一直苦于找不到盗贼藏身的地点，只知道其活动范围大概在西村一带，而侦探则完全依靠仔细观察好友拍摄的一幅西村附近的“风景画”（指风景照）来寻找蛛丝马迹，最后动用显微镜来“细读”照片，终于发现了匪徒不经意间留下的线索——船上飘起的一缕白烟——从而推断出盗贼的交通工具和藏身之所。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中，将摄影这门技术运用到极致的小说当推程小青的《第二张照》（1927年）。小说里，罪犯王智生先是将杨春波和顾英芬男女双方分别骗至翦翠亭中会面，再暗中将会面的“那种景状给摄成一张照片”，作为要挟顾英芬的把柄。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侦探霍桑所采取的破解办法竟然是“以毒攻毒”——拍摄另外一张照片：“今天早晨当你在假山上摄影的时候，可曾觉得假山左旁的罗汉松荫中，也有一个人带着快镜，同样在那里摄影吗？不过你摄的是翦翠亭中的一男一女；我摄的就是在假山上的你！”
霍桑通过拍摄王智生偷拍顾英芬时场景与动作的一张照片来反证王智生的刻意诬陷罪。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正是利用了早期摄影术的不容怀疑的真实性来打破了其不容怀疑的真实性本身。
从“二我图”到换脸视频
照片可以作为证据，也可以作伪造假，尤其是在照片合成技术出现之后，通过伪造照片来诬陷或勒索成为一种犯罪手段。
在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险婚姻》（1923年，最初发表时名为《我的婚姻》）中，包朗和高佩芹女士的婚姻大事因为一张合成照片横生枝节。犯罪分子先是伪造了一张包朗与其他女性的合影，然后将其寄给包朗的未婚妻高佩芹，在二人中间造成误会，致使高佩芹将包朗视为“无赖的文人”，对其避而不见，甚至险些解除婚约。最后还是侦探霍桑独具慧眼地解开谜题：“你瞧，这一张照片原是拼合印成的。那张原片，就是我们俩的合影，也就是报纸上分割刊登的一张。但瞧两个人的姿势神态不相匀称，已是很明显。”同时霍桑还指出：“这本是一出老把戏，可惜你的未婚夫人不加深察，便轻信人言。”
侦探小说《冰人》（1926年）中也有类似的情节，甄别这种伪照片的方法同样是对其进行“细读”。
回到1920年代的中国现实社会，照片合成技术早已不是新鲜事。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是用这种技术来拍摄“分身相”以自娱。
鲁迅在《论照相之类》（1925年）一文中就已经提到，在浙江绍兴（“S城”）很早就有人拍摄“二我图”：“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这种“二我图”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求己图”一类：“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又两样了：‘求己图’。”
根据一些摄影史家的考证，在20世纪早期，关于“二我图”的拍摄服务，不仅在上海这种现代化大都市中很流行，在当时的一些“二三线城市”中也已经出现，比如杭州有“二我轩”、浙江丽水有“真吾照相馆”。在1921年的《消闲月刊》第四期上，就刊登过两幅很有趣味的“二我图”：其中一幅名为“明道之化身弈棋”，主角是当时知名的小说家顾明道；另一幅名为“天愤之身外身”，主角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俞天愤。
《明道之化身弈棋》（下方）与《天愤之身外身》（左上），《消闲月刊》1921年第四期。 （资料图/图）
时至今日，照片与推理影视剧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推理剧《隐秘的角落》中张东升借拍照之机将岳父岳母推下山崖，却又被几个小学生正在录制的视频无意间捕捉到，留下了不容否认的罪证；到推理剧《沉默的真相》中，所有犯罪分子最为惧怕且拼命想销毁的证物恰好是侯贵平当年拍下的一张酒店门口的照片；再到2021年春节档电影《人潮汹涌》中，与刘德华互换了身份的肖央，之所以迟迟没有被识破，也正得益于电影中对刘德华此前身份神秘，很少拍照片的角色设定，而刘德华所谓的“杀手”生意，也不过是利用伪造的“凶案现场录像”来瞒天过海……照片/视频既是判断嫌疑人在场与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同时又可以作为伪造和欺瞒的有效手段。
随着更为复杂的PS手段的发展与“视频换脸”技术的实现，当代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们要如何保持慧眼如炬，看破技术的迷雾与幻象，洞穿事件背后的真相，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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