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学》主要观点（萨缪尔森经济学读后感）

不懂经济学，就没有未来。牌说明了一个人的地位和个人价值，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表现。正因如此，很多人不惜高价心甘情愿为自己的面子买单。什么是经济学？通俗地解释一下：它是一门帮助你思考的学问，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个人决策。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人的本性，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正因如此，英国文豪萧伯纳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也说：“无论多深奥的理论，如果透彻地理解了它，必定可以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所以，决定用哪些资源去满足哪些欲望便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是个资源配置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资源配置的实质就是权衡取舍，即在取舍之间得到最大的利益。

生活中，权衡取舍的情况与人们息息相关，随处可见。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选择，所以说，生活就是一个不断权衡取舍的过程。就像早饭吃油条还是包子；下班是回家收拾屋子还是出去玩；逛街时看中了两件衣服，到底买哪一件才好；是买房还是投资；大学毕业了，是工作还是读研？两个男人都很喜欢你，你是选择有财的，还是选择有才的……可见，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权衡着取舍。明白经济学中的选择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一个学生不应该用全部的时间来学习经济学而放弃物理学，政府也不应该只为控制环境而降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国家也不应该仅仅为了帮助穷人而扭曲了工作激励制度。

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人们对资源的用途必须作出合理的选择。经济学并不是完完全全直接地教你怎样去赚钱，而是要教会你如何运用博弈的思想去进行取舍、选择，选择对了，也就自然赚到钱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擅长的地方，而且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做事方法。贸易使大家的成果能够互相交换、共享，不必亲自去生产却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远比孤立生产、各自为战要科学合理得多。就像是一部电脑，主板是由韩国生产的、CPU是由美国提供的、最后的组装是在中国完成的……这其中，贸易经济使各国的优势都发挥到了极致。举个例子来说，在生活中面对我们向往的事物，第一次接触到该事物时情绪变化最为强烈，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就会淡一些，第三次会更淡……这样下去，我们接触该事物的次数越多，我们的情感表现就越为淡漠，逐渐趋向乏味。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某人在近期内重复获得相同报酬的次数越多，那么，这一报酬的追加部分对他的价值就越小。”

就像谈恋爱，当我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印象往往是最为深刻的，第二次的时候，印象就没有第一次那么深刻了，而第三次又没有第二次深刻，以此类推。很多人都希望“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希望恋爱的幸福感不断递减，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对初恋那么念念不忘了。再比如，有个地方景色非常美，是旅游的好去处。你第一次去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无比激动，欣喜若狂。但如果去的次数多了，就不觉得会有多么美了，正如著名诗人汪国真所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我们对身边经常看到的一些事物常常会熟视无睹，因为你看见它的次数多了，它对你的吸引也就减弱了。这其实也是你的注意力在随着所见次数的增加而在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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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位电信公司的领导去乡下看望自己的老友。下车后，他住进了镇上一家招待所。经过旅途的颠簸，这位领导已经“灰头土脸”，很想找个地方洗个热水澡，于是便来到了招待所的公用澡堂。谁知，他正准备进去，却被门口的服务生拦住了。服务生告诉他，洗澡可以，但要先交纳15元的淋浴喷头初装费。领导听后很奇怪，但不想滋事，于是便给了服务生15元钱。可当他想进去时，又被服务生拦住了，服务生对他说：“先生，为了便于管理，我们会为每只喷头配一个编号，这个号码只供您一个人使用，所以您还需要交纳5元的选号费。”领导听后，心里有些不高兴了，但碍于面子，他又交了5元钱，选了“6”号。服务生见后，又说：“您选的是个吉利号码，按规定您还得交8元的特别号码附加费。”领导压了压火，说：“那我改成4号。4号也不是什么吉利号码，总用不着交什么特别号码附加费了吧？”服务生说：“4号是普通号码，当然不用交特别附加费，但您得交5元的改号费。”领导怒气冲冲地交了钱，服务生接着又说：“我还得提醒您：由于4号喷头仅供您一人使用，所以不管您是否来洗澡，您每月还要交纳5元的月租费。每月交费的时间是20日之前，如果您逾期未交，还要交纳一定的滞纳金，如果您不再使用4号喷头了，那您还得交10元的销号费……”领导大怒，要求服务生找经理出来谈话。经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笑着对领导说：“先生，对不起，也许您还不知道，就像你们电信行业一样，洗澡业在我们这里是垄断经营的……”领导听完这句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大致了解了“垄断”的含义，在欧美发达国家，“垄断”指少数大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通过相互协议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和控制。由于垄断者是其所生产产品的唯一销售者，他们可以通过控制产品价格，或者产量来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西晋太康年间有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左思。左思小的时候，他父亲就觉得他没出息，常常在外面对别人说后悔生了这个儿子。等到左思成年之后，他父亲还常对朋友们说：“左思虽然已经成年了，可是他懂得的道理和知识，还不及我小时候呢。”左思不甘心受到这种鄙视，于是开始发愤学习。

此后，经过长时间准备，他写出了一部《三都赋》，依据史实，把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写入赋中。当时人们都认为其水平已经超过了汉朝班固所撰写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一时间，竟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纷纷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一千文的纸涨到了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然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一般来说，当供大于求时，市场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当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高于正常价格，当供需平衡时，市场价格也就是正常价格。正如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可见，由于供需不平衡，白菜在浙江能卖出好价钱，而芦荟在北京也同样是价高一筹。人人都懂得纳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却从来没有疑问过，为什么政府拥有收税的权力？对此，我们只能说税收是一种社会契约，是一个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如果政府没有了税收收入，那么在经济上就难以维持运转，也自然无法保护公民的权益，所以说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话来概括—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付出。

税收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可以调节人与人收入的差距，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税”，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拿一点钱，用来帮助那些低收入阶层。通俗一点说，就是谁工资高、收入高，那么谁交的税就高；谁每个月赚得少，谁交的税就低。这里，为大家举一个最为常见的例子来说明：王光与李琳琳是一对夫妻，王光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程序开发员，每个月的工资在5500元左右。其妻李琳琳是一家出版社的普通编辑，每月工资是4000元。他们的收入不一样，所需交纳的税款也不同。王光每个月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95元，而李琳琳应缴个人所得税是15元。由此可见，累进税纳税人的负担程度和负税能力成正比，具有公平负担的优点。累进税率的形式有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全额累进税率就是征税的对象全部都按其相应等级的累进税率计算征税额。这种形式计算简单、方便，但却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即在临界部位会出现税负增加不合理的情况。举例来说，张三每月纯收入5000元，适用税率是3%；而李四每月纯收入只比张三多了1块钱，是5001元，但适用税率却上了一个档次，变成10%，显然后者纳税额要增加许多，这样看来，用全额累进税率来计算就很不合理。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又要引出一个经济学概念，即“超额累进税率”，通过这种形式，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什么是超额累进税率呢？就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并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分别规定出相应的税率，然后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额。当征税对象数额超过某一等级时，仅就超过部分，按高一级税率计算征税。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以利益为前提，不断地做出选择中度过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时，这就说明你需要补充点经济学知识了。只要你把经济学学懂、学通了，所有的选择与疑问都会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解释。

经济学的品格就在于不逃避生活，无论你面临怎样的困境，都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一条利益相对最大的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学经济学并非要让你变成天才；但若不学经济学，命运就很可能会与你格格不入。年轻的朋友们，学习经济学不是要去读懂斯蒂格利兹、萨缪尔森，不是为了学经济学而去学经济学，而是为了让经济学给予生活的启发和人生的智慧。

今天任何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其实都是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门徒”，因为他们学习时所用的教材，要么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或者是它的某种改编版。

说萨缪尔森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并不算太夸张。有人认为，是萨缪尔森给了经济学一次新的生命，因为他把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了数理方法的基础上，消除了它内在的矛盾和错误。虽然经济学的数理化自有其悠久传统，但是将经济学真正送进数理科学圣殿的人，却非他莫属。他还是经济学的“综合者”：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干预主义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分析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方法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自己也以经济学通才自称。在《金融理论回望》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也许我是经济学界‘最后的通才’——因为纯理论、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概率论、对外贸易和管理经济学，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

因此，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史和经济学教授罗杰·巴克豪斯将他的两卷本萨缪尔森传的标题定为《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无疑是非常确当的。这本传记的第一卷《天才之路》，重现了萨缪尔森早年的思想演变的经历，同时也讲述了与萨缪尔森有交集的一系列经济学家的故事，“他们共同见证了经济学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

《天才之路》是中文版的标题，英文原版的标题“Becoming Samuelson”其实更加准确，因为天才也许有很多，而萨缪尔森却只有一个。“萨缪尔森如何成为萨缪尔森”，才是我们更关心的。巴克豪斯这本传记不仅告诉我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思想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正统’”，同时还警告我们，不可以将他日后的研究过多地代入早期的研究中进行解读。确实，萨缪尔森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影响，可能要比后来人们所想的大得多。

经济学的“选择转向”

熊彼特曾经说过，所有重要经济学家都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对经济秩序有极高的洞察力，并且能够将这种洞察力带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永无止尽的共促互长之中。萨缪尔森无疑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后来也告诫年轻学者，“永远不要低估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萨缪尔森出生于1915年，很早就被称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名“神童”。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本科时，就已经声名鹊起。他也认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经历非常重要，甚至将进入芝加哥大学称为一次“重生”。虽然后来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之争，而且萨缪尔森被视为“咸水学派”的精神领袖，但是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对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失。

萨缪尔森虽然曾称自己天生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并且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自己很快就摆脱了弗兰克·奈特当年灌输给他的“演绎一定比归纳更加重要”的“错误观念”，并且批评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倡导的先验的经济学推理方法。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奈特和罗宾斯设定的框架下的选择。

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一直是围绕着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紧迫问题或重大问题来建构理论框架的，因而经济学研究往往通过所涉及的主题来组织，如关于财富起源的研究，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等等。但是从奥地利学派开始，中间经马歇尔，再到罗宾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逐渐变得不再围绕具体主题来展开了（尽管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源流并不相同，立场也相异）。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从目的与用以满足目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稀缺手段本身是有多种可选用途的”。也就是说，经济学是对人类选择行为的研究。罗宾斯强调，经济学要研究的选择的抽象逻辑，可以从关于纯粹事实的形式演绎过程中辨识出来。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的“选择转向”。

经济学“神童”的选择

奈特是萨缪尔森本科求学期间芝加哥大学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不过与罗宾斯不同，奈特一辈子都陷入在一种深刻的分裂中不可自拔。奈特有极深厚的哲学、神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他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性：一方面，他认为经济学理论要反映的是纯粹的选择规律，其主旨是从一系列特定的先验判断中引出偏好和对行动的选择，这与现实世界、历史意义或规范性价值无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经济行为是受习惯、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影响和制约的，经济学研究要总结历史和事实。换言之，奈特想要演绎推理和归纳综合兼而得之，这两种倾向在他那里从来没有真正调和起来，不过在事实上支配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是第一种倾向。

我们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萨缪尔森这个经济学“神童”的选择。他采用了一种比罗宾斯更“松散”的实证主义立场，来调和奈特面临的冲突，以得到一种折衷意义的经济学“真理”。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美国实用主义影响下，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变得更发散、更开放。萨缪尔森虽然批评罗宾斯的实证主义，但是他本人也属于不严格的、而且不断变得越来越松散的实证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理论建构中对作为最高目标的公理化系统的绝对服从；第二，从公理中推导出可度量的实证结果以确保理论随时可接受检验。因此，萨缪尔森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实证主义立场的实证主义者。

例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开篇语就是：“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核心特点之间的相似性，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普遍理论，它是各种特殊理论的基础，而且根据那些核心特点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这就是他建构理论的目标。萨缪尔森认为，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他说的这些经济学家中应该包括奈特）早就意识到用来描述生产、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经济周期和收入的各种方程当中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形式上的相似性”，而他自己的新见解只不过是断言“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着形式上相同的有意义的定理，而且每个定理都是用本质上类似的方法推导出来的”。当然，他所说的“有意义的”，就是指“可操作的、经验上可验证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目标就是要阐明这种方法，并且在逻辑上统一这些定理。后来，萨缪尔森的实证主义立场进一步弱化了，他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把事实组织成有用且有意义的形式，组织成不如数据本身那么繁杂、又能为这些数据提供经济学描述的式样，同时这种描述可以允许进行足够精确的外推与插补。

当经济学的上述“选择”转向逐渐成熟时，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也基本完善并开始向社会科学渗透。当时看到这个趋势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萨缪尔森可能是最年轻、准备最充分、行动最坚决的一个，当然，他的“转换”成本可能也是最低的。作为对比，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时的老师熊彼特虽然早就在大力倡导经济学研究数理化，但是却仍然一直在纠结：如果必须在精通数学和统计学还是精通经济史之间做出选择，他将不得不选择精通经济史。

现在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那个时代，前一个时期“多元化”的经济学研究已经种下了许多果树，拥有极佳的经济学洞察力的萨缪尔森，在熟练掌握了微积分这门“上帝的语言”之后，如同拿机关枪打桃子一样，在各个经济学领域攻城略地，无不得心应手。

将经济学引入“窄门”之后

萨缪尔森之后的经济学研究，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应该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引入了一扇“窄门”。也许正因为如此，巴克豪斯认为萨缪尔森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元化的经济学与二战后出现的更狭隘的、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性人物”。

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萨缪尔森。对于数学和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争论颇多，我们不必多加讨论，但是至少有一点应该是确信无疑的：数学在经济学的大量应用，提高了研究经济学的门槛，同时也吸引了大量高智商人才加入。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璀璨的明珠”，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的地位的确立，都与此有关。因此，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引入了“窄门”，更为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天堂”。

萨缪尔森一生以“折衷”和“走中间道路”自豪。这种折衷的好处是，可以在价值中立的面纱下，对“最左”和“最右”的观点加以合理化，这样一来，也就为经济学研究打开了很大的新空间，例如，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处理，就是如此。

五一终身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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