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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的国营企业，有着辉煌的历史，它成就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寄托着无数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

上世纪三十年代，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的时候，看到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他喜上眉梢：

　　“若得赣南钨矿资源，何愁给养没有着落?何愁革命不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营企业，中华钨矿公司，在四年内，为红色政权提供了435万块银元的给养，要没有这些经济支撑，面对国民党铁桶般的围剿和封锁，脚根是站不稳的。

　　1934年1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报告了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明确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发展前景，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1939年12月，毛主席与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了一个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节中说：

　　“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他说：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回顾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艰难历程，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大力创办国营经济，渡过难关，他说：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

　　在陕甘宁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在完全超出了土地承载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还减轻了人民负担，毛主席称之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国营经济功不可没，毛主席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关于联合政府的经济，他表示同意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说：

　　“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也指出了新中国的三种经济构成和地位：

　　“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1948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他说：

　　“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次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并规定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各项工作重心的基本方针，关于没收官僚资本问题，他说：

　　“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在七届二次会议上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在《共同纲领》中规定：

　　“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国营经济实现了较快的发展，其领导地位日益突出。至1953年，在现代工业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从1953年开始，毛主席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谈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时提出总路线的的本质，他说：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一一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 ，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

　　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策，通过和平的方式，总路线得以顺利实施和推进，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这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革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了毛主席早在40年代所描述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阶段。

　　为什么要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庄严承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最终解放生产力。

　　1961年9月16日，《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试行。经过十余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国国营经济基本都有了自己的章程，都有了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点的生产、管理制度和方法。条例无不表现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对工人利益保护的精神，总则中规定：

　　“在国营工业企业中，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技术的革新，先进经验的推广，一切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执行，都必须依靠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吸收广大职工参加管理，广泛开展生产的、政治的和学习技术、文化的群众运动，依靠群众、办好企业。”

　　中国所有制的改变，社会主义的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长率达64.5%，远远高于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它们在工业化时期每10年增长率分别为33%，43%和54%，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由1949年相差28倍缩小到1978年5.52倍，中国从一个50年代初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仅用了20几年，就变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这样的发展速度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是在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也就是说，那时的发展不是靠输入性增长，不是靠发票子，全是实实在在的“干货”，一带一点儿水分。

　　这些生产力的成就，是中国国营经济的荣光，因为它们都是在公有经济情况下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