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读书报告（中国目前大趋势）
五一 《大趋势》一书自1982年出版以来，全球销量已超过1400万册。书中预言，人类将经历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的巨变。它不仅让人们更加明晰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更使其作者、曾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教育部助理部长的约翰·奈斯比特成为未来学的代名词。此后，这位未来学家一直致力于详细记述《大趋势》所描述的变化。于是，《亚洲大趋势》《高科技，高感触》，与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的《中国大趋势》《全球大变局》等相继问世。
最近，奈斯比特夫妇再度合著《掌控大趋势》，展望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在北京一家酒店见到他们时，89岁的约翰·奈斯比特坐在轮椅上，被夫人推进会客室。他坚持不用人搀扶，在夫人的鼓励下，自己从轮椅颤颤巍巍地转移到座椅上，接受环环（ID：huanqiu-com）的专访。“作为未来学家，您根据什么预测未来？比如，通过什么研究方法预测中国趋势？”约翰·奈斯比特回答：“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到中国的次数相当惊人，我们也去世界其他国家探访，了解所在国家的人民。”
中共有意愿、有能力创造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环境
环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很多国家都在改革，但中国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为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很多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重点在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想取得进步，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路线，是否具备制定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匹配的计划，是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计划。
多丽丝·奈斯比特：事实上，还有一个取得改革成就的例子，就是新加坡。跟中国相比，它非常小，面积只是北京的一小部分。也没什么自然资源，但新加坡非常努力，发展得非常好，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我们可以更好地从中国和新加坡的发展中进行新的思考。当年邓小平发现，只靠计划经济无法让这个国家腾飞，但他也无法让中国完全走向市场经济。所以在一系列试错中，他找到了一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加上具有战略性的发展规划被很好地执行了。如果你听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客谈论国家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愿景，但最后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正是中国做得好的部分。
奈斯比特夫妇携新作《掌控大趋势》接受本报专访。
环环：在你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改革开放、中国崛起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共产党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真的有多党轮流执政，人们关注的焦点将是如何取得政权，而不是国家的发展。
多丽丝·奈斯比特：如果中国有2-3个政党轮流执政的话，我并不认为那样的中国能取得如今的成就。纵观历史，世界上有哪个政党提出过100年计划？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计划。 这些长远规划并非像空气一样在空中飘着，而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溪流，为后面的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就像这条溪流上的小船，每当小船“偏离航线”，他们都知道如何修正。修正机制就是若干个5年计划。这些短期计划无疑很好地帮助中共在一段时间内检视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预想的目标有没有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当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共产党一手包办的，他们做得好的地方是创造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腾讯、阿里巴巴、吉利等中国企业大展拳脚。所以，中国共产党最独特的就是他们有意愿、有能力去创造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环境。而很多政府所创造的环境，几乎毁灭了创业的可能。
大量变化发生在最近十年
环环：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哪些中国人让你们印象深刻？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中国人的什么特质？
多丽丝·奈斯比特：的确有一些人让我们印象深刻。比如，有一个成都人在农村工作。他将农民的田地租过来并在一起，开了农家乐，又将那些农民请来一起做事，他们的生意非常不错，这给农民的发展指明了另一个方向。许多中国人向我们展示了，不管他来自哪个阶层，从事哪种职业，他们都有机会取得成功。西方国家的媒体通常更关注中国的负面报道。我想这可以理解，因为西方世界在衰退。有谁会在自己衰退的过程中去称赞正在追上一方的制度好呢？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是完美的。更重要的不是政府完不完美，而是人民过得怎么样。在我们接触的中国人中，尽管他们有的认为国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房价过高等，但都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人的特质也在发生变化。我观察中国已经50年了，但大量变化发生在最近10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中国几乎从0开始，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这展现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体系，同时慢慢地对外开放。
环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挑战在于纪律性。创造力和纪律性通常不太会同时存在。中国的微信、支付宝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创新都非常不错，但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在一些西方发明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中国学校以前一直很强调纪律，但我发现很多学校有开始放宽的迹象，启发学生多产生自己的想法。要知道，没有自己的观点意味着你很难具有创新能力。所以，我认为如何既平衡好纪律性，又让这个社会更多元，更具创新精神，将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
约翰·奈斯比特：很多人会谈论中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这让我想起我出生的地方，美国犹他州一个荒芜的农村，我小时候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走出去发展。而现在，中国农村的孩子能通过互联网了解真实的世界，很多农村学校能连接网上的教学内容，这缩小了城市与农村教育的差距。在中国农村的学校，还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支教青年。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具有生产力的企业和农业技术带到农村，帮助农民致富。我觉得他做得非常不错。
AI时代，更要强调学习能力
环环：您如何看中国的发展前景？比如，中国的国力未来什么时候会全面超过美国？
约翰·奈斯比特：世界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美国过去是世界的中心，现在这个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这是事实。过去的300年来，占世界17%的西方人口领导着整个世界。而如今这17%以外的人们开始变得重要，中国就是新的领袖。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代。当然，中国国力超越美国并不一定是在一个时间点全部发生。有些部分也许中国做得更好，有的也许美国做得更好，要看从哪个角度来分析。
多丽丝·奈斯比特：如果基于购买力的分析，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军事上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中国正在努力追赶。其中，最难的是社会和文化上的超越。因为这需要外界的认同。在国内，中国可以做到一切。但中国很难逼迫外界来认同他们的文化。等哪天大家更想了解东方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的时候，我想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环环：美国、欧洲的发展在走下坡路，这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层面导致的问题？西方国家未来可能重振辉煌吗？
约翰·奈斯比特：对西方世界来说，除上述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来自中国的竞争给西方带来巨大挑战，重振辉煌是不可能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此外，缺乏改革。在二战期间，不管是支持共产主义还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为了国家。如今，这个共同点正在消失。西方政党们所做的努力更多是为了党的利益，而不是国家。西方缺乏求同存异、相互了解、更好了解世界变化的精神。这让西方社会面临改革的需求。我也不认为西方社会有任何可能回到二战后的辉煌时光。除非亚洲发生战争，但战争也会给西方造成巨大冲击。所以，西方的辉煌已成云烟，无法重现。
环环：30多年前，您就预测人类必将进入信息社会。如今，我们已身处信息社会，未来30年的大趋势又是什么？AI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约翰·奈斯比特：这非常复杂。
多丽丝·奈斯比特：AI毫无疑问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人类如何跟AI融合？也许更专业的人士能给出更好的回答。但可以肯定，学习能力将是未来人们更需要强调的。那些缺乏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的人将面临困境。
谈到改革，郑永年言简意赅地指出：“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地方主要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三方面的关系。国内改革大多从这三方面入手，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在政府层级设置中，郑永年主张“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至于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能合并的合并，能收回的收回，能下放的则下放”。
2016年起，国务院大力推进“放管服”的改革方向。所谓放管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管”即创新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不难看出，郑永年的上述观点，与国务院的“放管服”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基层政府，县级治理向来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但“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体上面临着经济、人口、地理条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如东部人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西部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至更少，用杳无人烟形容毫不为过。差别越多，意味着政策的个性化需求越需要突出，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换言之，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一盘棋”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适应地方特色的充分灵活性。
改革必须讲究策略，越是充满智慧的改革，越不可能简单地“一刀切”，否则易对发展造成“硬着陆”风险。当然，改革也绝非迈着碎步，瞻前顾后，否则跟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而被淘汰。郑永年认为，“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现成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土地改革。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原本是吃不饱饭之下的无奈之举，无意中被急于推进改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推广普及，从而叩开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门。
国企改革是郑永年极为关注的焦点。前不久，《财富》杂志发布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来自中国的企业有129家，上榜数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的121家。需指出的是，中国上榜企业中，央企接近半数，且牢牢占据榜单前几名。
对于国企的未来，郑永年认为要走好四步棋，即进一步的企业化、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保持国企的开放性、国企必须“国有化”。简言之，就是国企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当为公益性事业兜底，而不能单纯的唯利润是图。事实上，国企近年来对房地产的深度介入，就招致坊间诸多批评。
在郑永年所列的四大问题中，国际关系尤显重要。“一带一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后，欧州一些国家踊跃加入，其热情超出国人想象，自然也加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焦虑，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系数陡然飚升。
“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崛起的中国与美国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补充，是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发展，这与美国通过书写规则从而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思路并无明显交集。
事实上，“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参加。即使是从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都派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对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郑永年认为这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必然。历史上中国传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导致海洋发展未受重视，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醒了国人。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要想更大发展必然面向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郑永年认为一当驳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前两个举措是表，最后一项才是里。道理很简单，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千遍万遍，不如争取更多国家共同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胜于雄辩，发展才能争取更多国际受益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因此，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简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唯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义无反顾地拥抱整个世界，中国方能在发展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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