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读后感（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报纸的娱乐版上常登有这样的趣闻，某只从小和狗一起长大的绵羊，耳濡目染竟产生了身份认同障碍，认为自己也是狗，不但举止、跑跳全部是狗模狗样，见了主人也煞有其事地摇起那枚蓬松如球的羊尾巴——倘若还勉力摇得动的话。这样的例子可不在少数，如认为自己是狗的猪、认为自己是狗的狮子、认为自己是狗的猫、认为自己是羊的犀牛、认为自己是贵妇的马、认为自己是马的猫……令人捧腹。

身份意识错乱不仅限于其他动物之间，轰动一时并影响历史的印度“狼孩”事件可为佐证。两个从小被母狼叼回抚育长大的女孩卡马拉和阿马拉成为“狼人”，不仅惯常茹毛饮血，据说半夜还会爬出窗外发出阵阵低嚎。此外，还有法国的“阿韦龙野孩”、叙利亚瞪羚男孩等等，人们还发现过熊孩、豹孩、猴孩、猪孩（“王显凤”事件）以及绵羊所哺育的小孩，都吸纳了抚育过他们的野兽的习性而不知自己其实为人。据说凡由野兽抚育大的人类孩童统称“野孩”或“兽孩”，就差没叫“毛孩”“屁孩”了。

传说罗马城的建造者——双胞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出生后被遗弃于台伯河边，一只母狼上前给他们喂奶，还有一只啄木鸟也来帮忙喂食；所幸的是两兄弟很快就被路过的一名牧羊人救起，带回家抚养长大，没有脱离人类社会，避免了如同很多其他“野孩”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丧失人的基本思维及语言能力、终身难以再融入人类社会的悲剧。

其实身份与意识不相称的错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便是如此，被劫持的人质反而对劫持者产生依赖和好感，自己的性命掌握于劫持歹徒之手，竟因而觉得自己和歹徒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结果不仅不痛恨歹徒，反而对作为解救者的警察采取敌对态度，在歹徒的恩威并济下认同起“我们对抗他们”的糊涂身份。据说还有女人质爱上劫持者，为“谢不杀之恩”和劫持者订婚的。惊诧的社会学家研究后发现，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类心理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体现，无力逃脱、与世隔绝的弱者面对生命威胁时为存活而在心理上对施暴者彻底屈从和依附，所谓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亦可归于这类对人类的施虐型驯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不是仅在这种极端情形下出现，事实上，对我们平常不以为意的很多社会事实的原因和逻辑稍加思索，往往也能在这些社会制度和现象的背后找到此类人质综合征的影子。如患有厌女症的女性，身为被压迫的女性却选择认同男权至上和女性劣等，跟随男性一起甚至主动积极地迫害和贬低其他女性，即 Steve Bearman 等学者提出的所谓 “内在化厌女症(Internalized misogyny)”患者，把周遭男性重复的贬低女性价值和能力的言辞内在化成为自身的信念，然后把这些歧视性信念应用到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身上。晚期患者如最近很火的女德教母和女德讲师们，不但症状肉眼可见而且具备高度传染性，犹如一个个移动的病原体，其诸如“女孩最好的嫁妆是贞操”“三精成一毒，专伤不洁女”之类的雷人言论叫广大网友们直呼辣眼睛。

“内在化厌女症”的上位概念是“内在化压迫(internalized oppression)”，这个社会学概念指被压迫群体采用压迫者的方法继续压迫自己，被压迫群体成员在认识到自己所属群体属于劣势时往往试图模仿优势群体，例如被歧视的群体成员往往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也产生歧视，或对他人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负面偏见产生认同。君不见各大论坛上一众“逆向种族主义者”（该词原指类似今天美国所采取的为平衡种族歧视带来的恶果而对部分有色人种倾斜照顾的所谓平权政策。但在大陆语境中该词被主要用来表示被歧视的落后民族应激产生的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的种族主义，表现为狂热赞美其他种族的一切文化及特性、甚至是生理特征，排斥本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现象，这一用法据说是由《中国不高兴》一书作者王小东首创，动辄“支那贱畜”“支那豚”“蝗虫”“费拉顺民”，公然地对中国人进行侮辱。骂街低俗了点，有点文化的逆向种族主义者还会采取更为迂回和潜在的手法，如借学术、民主的名义，把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全盘反推到中国的身上，还提出所谓中国这样的劣等民族需被欧美等优等民族殖民几百年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似乎颇为自己的祖先没有身为非洲黑人被赶上驶向美利坚的贩奴船那样的际遇而感到惋惜。

位居知识、信息生产环节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和底层负责骂街围攻的逆向种族主义者琴瑟和鸣，往往竟能成功主导社会舆论导向，本着新“两个凡是”：凡是中国人做的，都是劣根；凡是欧美人做的，都是素质。任何一件中国人做的错事或者某个中国人的缺点都可以被无限放大到民族劣根性的程度，然后成为一群中国人争相贬低国人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全民狂欢。如何改进？事实如何？其他 99%的中国人是这样吗？这样的问题无人思考，键盘侠们只顾发泄自己平素积累的那点怨气，将气撒向无辜的同胞（呵，弱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谁能担保你自己有朝一日不会沦为这样的群体暴力的受害者？可惜外国人眼中，黄皮肤黑头发的都是将遭讪笑的“中国人”，不论这些“精神外国人”“来世美国人”“带路党”平日里如何“你国”“你支”叫得欢；连新加坡国父、自幼接受英式教育的李光耀在接受西媒采访时都坦承曾在国外被误认为中国人而受轻慢，有人对着他怪声怪气地大喊“蒋介石”然后做鬼脸哈哈大笑。

根据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的研究，内在化压迫既可能表现在群体层面上也可能表现在个人层面上 ， 特别典型地表现在移民及其后代身上，若其移入国对于该移民来源国或其原属之种族、文化、语言持贬低的态度，该移民就可能因此而感到自卑、甚至产生自我厌恶并进而导致对移入国主导规范产生夸张性的绝对认同，以达到心理补偿的作用。有些英语水平不高的华裔初代移民，本身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却每每喜在中国人面前以“美国人”自居，十年如一日地用中文写作抹黑中国人，特别是文革一代出走外国后有些依旧固守“河殇体”，文章还是出版发表在国内报刊，唾沫横飞地花样贬低“中国学生”“中国男人”。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类在国外轻则丢职、重可入刑的极端纳粹言论却在被贬低群体——某些中国读者中赢得一片附和叫好之声。

2016年美国大选中，不少华裔和白人红脖站在一起，极力支持在竞选中处处以中国作靶和宣传排外设墙的特朗普，思维清奇，令人侧目。有些华裔跟风西方媒体仇视穆斯林、嫌弃老墨、鄙视黑人，似乎自己这个“模范少数族裔”就是安全的；却忘了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正是《排华法案》、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刑事件就是 1871 年洛杉矶华人大屠杀。“911” 之前，最受西方媒体攻击丑化的恰是华人群体，几乎一夜之间中东穆斯林取代华人成为西方媒体的众矢之的，殊不知那老虎凳差一点就是为华人准备的。根据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书中所述，每当美国与某国交恶，该国移民后裔则往往会遭受排挤和虐待，如二战时被关入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麦卡锡时代中国后裔被怀疑为间谍而遭骚扰迫害、一战二战时不少德裔美国人也受到歧视甚至被杀害。

诸如此类身份认同混乱之案例，不仅见诸于今天的前殖民地，如英属香港、日据台湾。且在本土历史上也非少见，“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河湟地区（即河西、陇右之地亦即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遂沦于吐蕃铁蹄之下，“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相隔黄河、湟水，与内地音讯隔绝。当地唐人与吐蕃人杂居百年，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母语，学的都是吐蕃语言，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唐人，反将唐人当仇敌，用吐蕃语来骂自己的同胞。司空图路过此地，于悲哀之下赋诗一首《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人性，真的是复杂的东西。难怪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的哲学信条。启蒙以来，主张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的存在主义日益兴盛，强调所谓“他人即地狱”，然而绝对自由的另一面将是绝对的虚无，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幻，一如《伊索寓言》里那个非要让老鹰教他飞翔的乌龟。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必然不可能永远如原子般孤立，我们时刻面对着自身身份的社会认同与个人意识间的矛盾或统一。如犹太女学者阿伦特在 30 年代曾与老师雅斯贝尔斯讨论过自己的民族归属，阿伦特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属于德国人（指民族），雅思贝尔斯则说她当然是德国人，阿伦特则回答，但别人眼中我可不是。或许自由的前提是，还需正视我们自身。

相比于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创造出所谓缺乏思考的“平庸的恶”、上了希特勒的当等等说辞对德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责的开脱；身为德国人的雅斯贝尔斯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不是偶然而是有预谋的必然，希特勒不过是准确地执行了路德反犹太人的建议。因为娶了犹太妻子的原因雅斯贝尔斯受到纳粹迫害和孤立，著作被封杀、教席被取消、甚至随时可能被送往集中营，但他咬紧牙关，绝不离婚，对犹太妻子不离不弃，坚守了自己自由的哲学。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与之相反，曾接受犹太老师胡塞尔指导、拥有诸多犹太人学生的海德格尔，却积极与纳粹同流合污，支持所谓一体化、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后积极开始排犹行动。Luisa Zielinski 列举史料，指出海德格尔内心反犹主义根深蒂固、他确确实实的、彻底地全盘接受了希特勒意识形态，投身纳粹绝非偶然。

每个参与对犹太人屠杀的纳粹分子，不仅早已进行了思考，而且明白无误地通过行动做出和执行了自己的选择。诚如沃格林所言，“越是把希特勒妖魔化为蛊惑德国人心的诱惑者，德国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确立和运行所负的个体责任就越是滑到背景中去”。阿伦特在采访中说到，每个犹太孩童都经历过反犹主义的攻击（请注意这里没有几乎二字），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在街上其他德国孩子冲她喊贬低犹太人的话语，学校里德国老师和学生时常公然表达反犹言论，德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大部分德国人都参与了的这样严重、日常、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怎能说是缺乏思考、上了希特勒的当？而阿伦特对此的结论竟是，很多犹太儿童的灵魂因而被毒害，对她自己“毫无影响”，对攻击者的罪恶她只字不提；当她因收集反犹言论而被捕入狱，印象最深的竟是“把她逮捕入狱的刑事官员，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小伙子”，相比于犹太人组织对她的营救她反而更相信这位“长得大方端正”的警官，令人咂舌。阿伦特对于有魅力的德国小伙子的痴迷可不仅表现在这里，年方十八就成了海德格尔众多的情妇之一，被玩腻后一封信打发了事，从此不闻不问。但此女却在二战后积极主动地为曾参加纳粹此时已被边缘化的海德格尔千里送来辩护和肉麻吹捧，几次三番、不辞劳苦地去看望老情人，可惜黑色笔记本中早已清楚记录了海德格尔内心深刻的反犹主义。连海德格尔的孙女自己都说，那些女人不过是被我的祖父给骗了。

阿伦特虽然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属于德意志民族，自己与生俱来的犹太人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但她极力撇清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联，却承认接受该主义对犹太人自我批判的思想影响。她多次在关于纳粹审判的报道中反戈指责犹太人合作者的责任，终身把德语视为自己的母语（而不是犹太民族自己的希伯来语），甚至在战后回到德国因为在街上听到说德语而感到特别高兴，看来她并不是不欲成德国人而只是求之不得罢了。阿伦特自认从未爱过任何集体，认为集体仅代表着共同利益，爱只能存在于私人之间，然而属于某一集体的身份认同乃是个人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对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尚且不爱，是不是可以说这其实是不自爱的一种表现？

不自爱恐怕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阿伦特用近两章讨论了普遍存在的犹太领袖与纳粹统治的合作，犹太人社群面对纳粹屠杀时的顺从屈服。犹太领袖在犹太人中分发标志身份的黄星袖章，在华沙等地，袖章倒卖反成了一门生意，有普通的布袖章、可以洗的时髦塑料袖章，羞辱性的标志竟也能被拿来渔利。讽刺的是，被歧视者内部也相互歧视着，很多西欧犹太人看不起东欧犹太人，侥幸地认为奥斯维辛的屠杀不可能在他们身上上演而干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攀附者”看不起“局外人”——最终发现同化不过是一场梦，自己永远也摆脱不了犹太人的身份。很多犹太领袖争相贿赂讨好德国的纳粹分子，为获得的一点比其他犹太人稍微宽松的待遇而沾沾自喜。

1944 年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年方 14 岁的犹太少年乔治·索罗斯为避祸，假称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官员的教子，和他的“教父”一起到处查抄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认贼作父”是身为弱势民族成员的无奈之举，作权宜之计尚可酌情一二，但倘若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彻底丧失自我意识甘愿为奴那就是彻底的悲哀了。同样是学习外国，日本目的明确，学习乃是为了自身强大，于己有用则学，无用则弃，究其原因，可能与武士道“非胜不可”的哲学有关；武士分四等，第三等就是懂得模仿、学习、跟随他人而行者。而中国不少鼓吹学习外国者，见识短浅，鼠目寸光，只知解构、批判，人云亦云地重复“劣根性”，其身上表现出的虚弱可见一斑，忘却了鲁迅批判中国人种种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提出了如“拿来主义”等建设性的主张，其初心是为了改造社会、构建新的更好的中国未来。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为了呼唤国人身上民族光芒的再现。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中国人曾因某些历史事件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指的是华裔曾在东南亚遭遇类似德国的犹太人几遭屠杀、饱受当地人种族歧视的历史。阿伦特也一再重复：一个人若是作为犹太人被攻击时，就必须以犹太人的身份进行回击；此时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人”是愚蠢的。因为犹太人在那时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是一个事关族群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身为实际和永远的局外人而拥抱不切实际的“同化”幻想甚至甘愿牺牲自我，等于是以自杀的方式回应反犹主义。阿伦特所总结的在历史上作为“攀附者”的某些犹太人面对残暴所表现出的种种短处——政治上愚蠢、不成熟，不团结、内斗和财迷心窍，可以说在今天某些中国人身上也不难发现。只希望无须一场大屠杀或类似的血泪就能使得我们中国人终于超越一盘散沙的无世界性，达到韦伯所说的政治成熟。但历史走向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种情形的可能性应该为零。因为中国人任人宰割的年代一去不返。

最后用鲁迅的几句话结尾：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火炬……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也说：“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选自《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3期，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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