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世”时期

 

提到中国最强盛的王朝，有两个选项总少不了，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唐朝。

我们现在常用的“汉语”“汉族”这些词都要追溯到汉朝，而“唐人街”常常作为海外华人聚居区的名称。

看起来，隋唐就是汉朝之后古代中国再次实现统一的强大王朝。

那它的出现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本书作者把隋唐的建立称作“世界帝国的形成”呢？先来介绍一下作者谷川道雄。

日本国内有个著名学派叫“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很有影响力。

你可能听说过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这两位分别是京都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代表学者，今天这本书的作者谷川道雄正是京都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

京都学派把古代中国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文明开幕到东汉中期是“上古”时期，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周边辐射。

但这个过程在东汉后期中断了。

接下来，古代中国历史进入“中世”时期，从东汉后期直到唐代中期，周边民族的势力反向波及中国内部，新秩序逐渐产生。

而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国古代历史告别“中世”最终走入第三阶段的“近世”。

正如题目《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本书关注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世”时期。

作者认为，汉帝国的崩溃不只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它意味着原有的中国文明已经没法继续发展。

而隋唐帝国的建立也不只是统一王朝的重新建立那么简单，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组织不再依靠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是依靠贵族统治。

谷川道雄认为，这里的贵族，看的不是他们祖上出身是否高贵，而是要看他们自身是否具有“贵族性人格”。

这种所谓的“贵族性人格”不一定是血缘带来的，还可以通过教育获得。

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隋唐科举制，正是隋唐王朝培养、筛选这类人才的手段之一。

如果贵族性人格可以通过教育和选拔获得，不仅汉族内部的血缘界限被打破了，胡汉民族差异也就不存在了，建立隋唐王朝的杨坚家族和李渊家族都是胡汉混合血统，但他们却能依靠关陇贵族集团在中原建立政权。

这在汉代是难以想象的。

隋唐的贵族统治还进一步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

东亚世界最终形成一个以隋唐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圈，日本、朝鲜也借助贵族统治模式首次实现国家统一。

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汉帝国的统治会崩溃？为什么贵族统治会崛起？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统治模式会在隋唐时期拓展到东亚地区？第一部分隋唐帝国的建立是一个由破而立的过程，我们首先看一下汉帝国的统治为什么会破裂？秦国统一六国后，中国历史发展在汉朝达到第一个巅峰。

两汉统治从公元前2世纪持续到公元2世纪，近400年。

提到汉朝的崩溃，我们最常提到的解释是东汉后期连续出现了很多小皇帝，这在古代是很危险的。

皇帝年幼就会依赖母后，但在古代，女性无法登堂入室，所以国家大权就会落入后妃的娘家，也就是外戚之手。

皇帝长大后，自然要把权力从外公、舅舅那边夺回来，他能依靠谁呢？找来找去，身边只有宦官可以依靠。

所以皇帝就通过宦官打击外戚，导致宦官专权。

麻烦的是，东汉多个皇帝连续早早过世，小皇帝继位后，母后一方的外戚势力再次崛起，他们必然会铲除宦官势力，由此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清算。

那为什么没出现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站在王朝角度考虑问题，制止这样无休止的算计厮杀呢？作者提到，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只是朝堂上的表面现象，汉朝崩溃其实是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私权的扩张。

我们首先要从一次羌族叛乱说起，这次叛乱成为东汉衰落的重要的标志。

羌族原本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长期受到北方匈奴的影响。

后来，匈奴在汉朝的攻势下分裂。

汉朝就借机控制了河西走廊，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一带，切断了北方匈奴和西南部羌族之间的联系。

汉朝也顺手打败了羌族，把他们从原来的居住地迁到汉族居住地，甚至充军 发配到边疆，最终引发了叛乱。

羌人没有武器，就把竹竿、树枝当作长矛，用碎木板代替盾牌，还有人将铜镜对着阳光伪装成兵器。

可就算羌人装备如此落后，东汉朝廷竟然连连溃败。

羌人从今天的甘肃攻入陕西、山西，眼看就要攻入东汉都城洛阳了。

曾经打败匈奴的汉帝国吃尽了苦头，最终花了十一年时间，才把叛乱镇压下去。

为什么汉帝国突然这样虚弱呢？这件事情其实暴露了东汉内部的一个危机。

东汉思想家王符提到，官僚对待叛乱的态度过于消极。

面对羌族的疯狂扰乱，地方的郡太守和县令不仅不正面组织反抗，反而只顾把民众和行政中心迁徙到安全的地方。

为了尽快逃走，他们甚至破坏庄稼、毁弃民房。

逃亡中，如果遇上旱灾或是蝗灾，民众就只能四处流浪。

老弱病残或是被抛弃在路旁，或是被卖作奴婢。

王符认为，这深刻反映了官僚们的私心。

地方官员消极应对，那朝廷中央是什么态度呢？远离混乱第一线的中央官僚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他们不顾民众疾苦，认为失去了西北，还可以把旧都长安作为第一线。

继续推演下去不就是，失去了长安，那皇帝就逃离都城洛阳，把洛阳作为第一线。

失去了洛阳，还可以继续往东撤。

到这儿，也就不难理解前面我们提到的外戚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了。

东汉朝廷的外戚基本都是建国功臣的后代。

他们的祖上曾经跟随光武帝刘秀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建立了江山。

东汉建立后，功臣群体分到胜利的果实成为豪门大族，并通过联姻方式以外戚身份与皇帝家族共同分享权力。

所以，当遇到小皇帝登基，皇太后作为监护人，外戚就能更多掌握实权，他们把持着政府中的重要职务，在官僚组织中塞入自己的亲信，借以左右政权。

其实皇帝家族本质上也是豪族，皇室与功臣外戚的通婚，就是豪族之间的联姻。

皇帝长大后，通过宦官把权力从外戚手中抢回来，国家权力相当于在不同豪族手中来回流转。

你看，在这个过程中，东汉国家权力在整体朝着私权化方向发展。

私权化并不只发生在国家上层，而是发生在整个社会。

说完了上层的外戚豪族，我们再看东汉的乡村社会。

东汉的乡村社会整体也面临着豪族抬头的趋势，乡村共同体逐渐沦为有特定家族统治的场所。

乡间的豪族集聚了大量财富和田宅。

他们为了保护、巩固这些财产，会雇佣一批私人武装力量，普通人只能被当作奴隶驱使。

那民间豪族不法行为就不会被问罪吗？豪族还会拿出一批钱贿赂朝廷和地方政府，并与外戚豪族相互勾结，也就是说，全国上下的豪门大族都牵连在一起。

他们还进一步垄断了下层普通人上升的通道。

当初汉朝建立，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朝廷找到一个好用的杠杆，这就是儒学。

儒学讲究各种道德法则，比如要求人们遵循秩序，各安其分。

朝廷在中央设立太学，作为国家的教育机关和官吏培养机构，高官子弟都在这里接受教育，完成学业后根据成绩授予官职。

很多曾经在太学钻研儒学的学者，回乡后纷纷开设私塾，门下聚集着成百上千的学生。

也就是将儒学在地方进行了普及。

只是通过道德法则进行约束还不够，要想拉拢地方官员，必须要有实在的利益。

朝廷会让地方定期推举优秀人才给中央政府。

选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个名词叫“孝廉”，也就是“孝道”“清廉”中的“孝廉”两个字。

换句话说，文采出众不重要，熟读兵书也不必需，重要的是品格高尚，你看这背后还是儒学讲的那一套。

看起来，朝廷打开了一个通道，通过吸收地方人才，顺便控制他们代表的地方社会。

但这个通道通常由豪族阶层把持的。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生活过得去的人才会谈道德那一套，才有机会接触儒学。

更别说推选人才的负责人更是豪门出身。

你看，汉帝国统治者是想把地方乡里纳入统治，而豪族阶层阶级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界。

双方似乎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新的危机也在酝酿。

豪族本来就掌握经济资源，还占据了上升的通道，地方社会成为特定家族的统治场所。

而且随着地方经济发展，豪族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回头来看，汉帝国的完备过程，就是从中央、地方政界到基层乡里社会不断私权化的过程。

汉帝国的成立本来就带有豪族联合政权的性质，东汉王朝的上层外戚豪族把国家公权力私有化，而在共同体色彩强烈的乡里社会，财富、田产、人口纷纷流入豪族囊中，国家丧失了原有的基础，变成了私权的世界。

所以，当一代代皇帝英年早逝，一个个小皇帝接连继位，一批批外戚和官宦互相搏杀，再加上地方的民变和叛乱，东汉王朝就这样崩溃了。

第二部分说完了汉帝国旧模式的“破”，我们再来看新制度的“立”。

所谓的“新制度”正是贵族制度。

从东汉末年起，中国大地变得越来越乱，但混乱也酝酿着新的机遇。

原本乡里社会已经被豪族控制，战争发生之后，原有的社会结构更被进一步破坏。

无助的普通民众只好聚集起来， 一起应对战乱。

人们会聚集在一种叫“坞”的地方，“坞”本意是小堤坝或小城寨，原本是国家为了防御外敌而建立的，内乱的时候，民众也会躲进来，过着与世隔绝的集体生活。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都不陌生，史学家陈寅恪推测“桃花源”的原型正是坞堡。

坞堡就是战乱时期的一个个小社会，既然是社会，那就需要秩序维持。

但这个社会中的个体都是逃难来的，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传统那套用不上了，当今秩序要靠什么维持呢？西晋末年，一位叫庾衮的人，带领族人和邻里躲进山里。

在众人推戴下，他成了领袖。

虽然在此之前他也可能是豪族出身，但在坞堡中担任领袖，就不能依靠血缘和辈分压制别人了，而要靠道德。

这里所谓的道德，说白了就是一些最基本的公序良俗。

比如，庾衮提出：不能倚仗地利之便而骄奢自满，不利用世间混乱而侵犯别人财产，要守卫道义，同心协力，共同渡过危难。

那些加入坞堡的民众本来就是为了求一条活路，拿不出注意的他们这时都会听从庾衮的建议，加入建设坞堡的队伍中。

这样看来，能成为坞堡领袖的，一定是素质比较高，能主持公道的道德楷模。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像庾衮这样的人出现，他们正是作者所说的具备“贵族性人格”的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个崭新的秩序在社会下层出现了。

说完下层，我们再看上层。

从三国时期开始，魏蜀吴各个政权都想吞并另外两家，最终拥有像汉朝那样广阔的疆域。

那他们可以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孙权选择联合当地的世家大族，《三国演义》后半段有这样一个情节，关羽被害后，刘备率领百万军队找东吴报仇，结果吃了个大败仗。

那位带领东吴军队大败刘备的是陆逊。

陆逊就是江南豪门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

曹操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尝试把社会底层的新兴力量拉入阵营。

曹操在土地政策方面实施屯田制。

战乱期间，很多土地被抛荒，而很多流民没有土地可种。

于是，曹操就利用那些被抛弃的土地招募流民，并把这些流民置于国家的直接监督下从事农业生产。

获得的收益用来补贴军费和其他财源，因此曹操的势力不断壮大。

要想有效掌控社会，还需要把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社会中。

比如前面说过，汉代通过“举孝廉”的方法，拉拢地方的豪门大族。

曹操能拉拢谁呢？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魏国后，设立了“九品官人法”。

简单说，就是朝廷会让在地方任职的官员把当地人才分为一到九品，随后朝廷再按照品级给他们任命官职。

和汉代的制度相比，九品官人法实施过程中，中央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划分品级的标准除了德行还有才能。

凭借这种办法，魏国网罗了一帮出色的人才，并有效地控制着地方。

而且魏国统治者吸取了东汉灭亡的教训，特别注重加强皇权，不被外戚窃取。

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断削弱宗室，也就是防着自己的兄弟、叔伯等人，结果大家都知道，被外人司马家族篡了权。

司马家族吸取了曹魏的教训，启用司马家族的宗室成员拱卫中央，但这又引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

不用宗室不行，用宗室也不行，应该怎么办呢？司马家族还没来得及找到答案，一个新的变量出现了，这就是外族入侵，也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

在此之前，争霸游戏的玩家还只是中原汉人，现在外族加入，游戏变得更复杂。

那些所谓的“胡族”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很多政权。

这些政权当然也想发展壮大，它们可以依靠谁呢？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习惯依靠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至少是共同族群的人。

所以胡族政权也打压过汉人，但是都没成功。

毕竟，胡族的人数是没法跟汉人相比的，文化上也是汉人更先进。

要想扩张，胡族政权不得不拉拢汉人。

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关于这段历史很多听书都讲过，在这里就不具体讲了。

孝文帝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超越民族主义以及血缘关系，用更具普遍性的原理重新编织国家。

这个普遍性原理是什么呢？孝文帝虽然是鲜卑人，但他热衷于汉文化，就使用汉人那套东西改造鲜卑人，把尚武的鲜卑贵族改造成儒雅的汉人士大夫。

于是南下洛阳的鲜卑贵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开始和汉人士大夫一样修身养性，吟诗作赋。

当留在北方的鲜卑人起兵造反的时候，洛阳的鲜卑贵族们也就无力抵抗了。

北魏过于猛烈的汉化改革，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

北魏随之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部分。

东魏、西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东魏刚开始也延续之前北魏的策略，打破门第限制，提拔有才能的人，不拘泥于身份，对于那些血统高贵却有名无实的人不会重用。

但东魏没延续多久，被权臣推翻，北齐建立。

东魏位于华北平原，汉代以来形成许多豪门大族，北齐就是在这些豪门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

2019年有部很有名的架空古装剧《庆余年》，故事就设定发生在北齐。

虽然剧情是虚构的，但有一点是吻合的，就是北齐这个政权比较混乱。

皇帝拉拢传统的豪门大族，把建国功臣排除在外，然后，皇帝再想办法摆脱世家大族的控制，导致内部矛盾冲突不断。

我们再看西边的西魏，西魏后来被北周取代。

这里虽然地理条件不如东边的东魏、北齐，但好在这里传统豪门大族的势力比较弱。

北周统治者宇文泰可以更好地推进改革，也就是推动胡汉之间融合。

有了北魏孝文帝的前车之鉴，宇文泰没有选择全盘汉化，而是反过来用鲜卑的军事传统去吸纳汉人，把基层的力量组织起来。

具体怎么做呢？宇文泰将胡汉各部队混合起来编制成为二十四军。

这二十四军由六名柱国大将军分别统领，柱国大将军的数量后来增加到八名。

八柱国下面再设置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府兵系统。

很多汉人群体都加入这个系统，这个系统随后也涌现出许多改变历史的人物。

比如，一位叫李虎的人，曾经担任柱国大将军，李虎有一个孙子名叫李渊，就是后来的唐高祖。

还有一位大将军，名为杨忠，他儿子是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

换句话说，府兵系统最终成为隋唐帝国的摇篮。

府兵系统把社会基层的力量整合成军事贵族。

这些军事贵族必须服从统一指挥，而且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不断在战场上打胜仗。

这么一来，国家的凝聚力就大大增强了。

你可能会问，那这些军事贵族会不会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呢？宇文泰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又做了这么一项制度设计：府兵制下的将领和士兵只在出征打仗的时候才聚在一起，战争一结束，就要“兵归于府，将归于朝”，士兵回到所属的开府，将领回朝廷报到。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成为拥兵自重的军阀。

而且，府兵制不仅是一种军事体制，还是一种政治体制。

换句话说，北魏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军政合一的体制。

府兵制下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都是“出将入相”，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国家的领导核心。

当府兵制把普通农民也动员起来以后，国家权力也就由此深入了基层。

你看，府兵制其实是为国家提供了一套制度骨架，它向上可以通到国家的高层，向下可以一直扎根到民间。

最高统治者利用这套制度骨架，可以直接动员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人。

到这儿，汉人和鲜卑人开始走向融合，中央集权也逐步得以重建。

汉帝国崩溃后三百多年，古代中国终于再次实现统一。

第三部分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只有军事贵族还不够，社会下层还有很多出色的普通人，所以隋唐王朝设立了科举制。

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虽然目的也是选拔贤才，但人为评选就会造成不公正，而科举是通过考试制度任用官员，尽可能隔绝了选拔者和被选拔者之间的联系，效果更好。

提到科举选拔人才，你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考诗词歌赋的创作呢？作者认为，隋唐的科举其实是一种教养考试，有点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那一套。

而教养考试本质是就是筛选具备贵族式人格的好苗子。

科举合格的选手，接下来还要在“身、言、书、判”方面进行评定，也就是考察贵族式的容貌举止、语言能力、书法和文章。

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开设文学馆，设立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顾问，房玄龄、杜如晦就在其中。

所以，看起来科举制是为了摆脱贵族，其实是贵族制度开放化、普遍化的体现。

这种制度甚至影响了唐朝周边，唐朝为了控制各部族，实施羁縻政策。

羁縻本意是用绳索控制牛马。

唐王朝为了控制各部族，就在每个部族设立了都督府，下面再设置州郡，都督府和州郡长官都由部族首长担任。

同时，唐朝还设置了燕然都护府，由中央派遣都护监视北方全境。

正如唐太宗既是大唐皇帝，同时也是天可汗，这些首长既是部族的首领，同时也是唐朝的官吏。

这样的双重性正说明唐帝国的建立包含着胡汉两个世界，表面上以都督府和州郡进行统一管理，但内部并存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一点与汉帝国相比大为不同，汉武帝在东北和西北分别设置了朝鲜四郡、河西四郡，但那里的官员都由中央派遣，这样的郡县制只是用外部力量统治当地的部族，导致胡汉两个世界是相互排斥而非并存的。

隋唐帝国的这套办法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话说，当初汉帝国崩溃，北方游牧系的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内地建国，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受到影响。

一方面各游牧部族建立政权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原长期动乱，对外影响力有限，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各个部落自主性增强，在这段时间开始互相博弈。

为了获得更大的支持，它们与中国内地的胡汉政权结成朝贡册封关系，由此诞生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特别说明一点，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实现了统一，隋唐是第二次全新的统一，但日本和朝鲜等国的统治层都是在隋唐时期首次实现国家统一。

朝鲜半岛有了统一新罗的形成，日本出现了大和政权。

今天谈的是谷川道雄所认为的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名的“唐宋变革”时期。

在这一动荡的时代里，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被高丽代替，日本的平安政权逐渐走向衰亡。

这一时期的东亚三国出现了共同点，那就是贵族阶级的没落，以及武人和非门阀官僚的登场。

这样看的话，朝鲜和日本在和中国的连动中创造了各自的历史。

甚至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三个地区是否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历史基础？其实，东亚世界从唐朝开始，除去元朝征服朝鲜半岛，以及近代日韩合并等短暂时期以外，东亚世界都是由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组成的。

这是因为汉字文化圈的存在，距离中国较近的朝鲜半岛就不用说了，隋唐时期，日本使者把汉字、佛教、儒学、律令制度带回日本，这些正是隋唐贵族统治的要素。

今天，虽然贵族制度早就消失了，但那些文化要素长期影响着东亚世界，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