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让主流读者了解底层人民的困苦

本期为你解读的是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这是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

1902年，斯坦贝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自小就热爱文学，后来，他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去纽约在新闻行业从事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回到家乡，全心投入文学创作。

1936年，斯坦贝克接受《旧金山新闻报》的委托，以“加州萨利纳斯谷的移民劳工”为主题撰写系列报道，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采访。

这一年的10月，斯坦贝克以“收获吉卜赛”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成了他日后创作《愤怒的葡萄》的素材来源。

《愤怒的葡萄》出版于1939年，讲述了美国中部各州农民颠沛流离的艰难境遇。

小说的主要线索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佃农乔德一家被迫成为流民、前往加州寻求生路却不得的故事。

凭借这部作品，斯坦贝克成为美国现代文学大师之一。

1962年，瑞典学院因为斯坦贝克“现实主义和富于想象力的写作，充满同情心的幽默感与敏锐的社会意识”，授予了他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愤怒的葡萄》的创作背景。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以后，引发了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失业现象；雪上加霜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南部大片区域持续遭受严重的风蚀和尘暴灾害，成千上万定居在这里的农场主面临破产，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出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文学产生了一大批“社会抗议小说”，这类小说想要把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记录下来，让主流读者了解底层人民的困苦。

短短十多年间，这类小说的数量超过了一百部，《愤怒的葡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愤怒的葡萄》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引发了激烈争议。

加州科恩县的农民联合会带头指责，这部小说中描写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肯萨斯城的一些官方机构把这部小说列为禁书，甚至要求人们烧毁已有的藏书。

相较之下，俄克拉荷马州的态度就有点暧昧了，一方面，本地的报纸纷纷报道《愤怒的葡萄》在其他州受到的不公待遇，这部作品在书店的销量激增，成为《乱世佳人》之外最受欢迎的小说，“就连那些一辈子没看过书的人都跑来要买一本”；另一方面，俄克拉荷马州也有不少声音试图反驳斯坦贝克，并不是所有本州农民的生活都像乔德一家那样艰辛，这里也不是只有尘暴和荒地。

不管站在哪个立场上，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忽略了这部小说本身的文学成就。

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在现实主义题材的主线故事以外，《愤怒的葡萄》更多地着眼于人类、科技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关系，小说中写到的生产结构更替给传统从业者造成的冲击，仍然能够引起当下读者的共鸣。

第一部分小说一开篇描绘了一幅俄克拉荷马州严酷的自然图景，以电影长镜头一般的开阔视角，记录下了这里的沙尘、风暴和烈日。

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劳作，佃农们只能无望地躲在房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干裂的土地上农作物大批枯死。

这时，汤姆∙乔德登场了，他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

他沿着一条公路走来，在一家路边的小酒铺外，向休息的货车司机要求搭个便车。

通过他和司机的对话，我们知道，汤姆此前因为过失杀人而入狱，这时刚被提前释放，正准备赶回家去。

回家路上，汤姆偶然遇到了曾经的牧师凯西。

凯西因为内心的迷茫放弃了神职，两人结伴而行，一起前往汤姆家的农庄。

让他们震惊的是，汤姆家的小农庄已经毁掉了，他的家人也都不知去向。

实际上，附近所有佃农都离开了，因为这片土地已经被银行收走。

一个拖拉机司机就能替代十二三户佃农的劳动力，这导致农民们一夕之间失去了自己的田地。

只有一个叫穆利的人坚决不肯离开，他抛下家人，在附近四处游荡，结果遇到了提前回家的汤姆，就告诉他，他们一家人都去了八英里外的约翰伯伯家。

当晚，汤姆他们在玉米地里躲藏着过了一夜，因为警察在到处巡逻，帮助大公司守护产业。

第二天，汤姆∙乔德和凯西找到了乔德一家的其他人：爷爷奶奶、汤姆∙乔德的父母乔德爸和乔德妈、汤姆∙乔德的两个兄弟诺亚和奥尔、怀孕的妹妹罗莎夏和妹夫康尼，还有年幼的温菲尔德和露西。

他们正在变卖家产、收拾行装，准备自驾去加州找活干。

对于失去了土地的乔德一家来说，加州承载了他们全部的希望。

他们和很多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一样，都拿到了招工传单，上面声称，加州有大量采摘水果的工作，工资很高，人们可以轻松地重建家园，开始幸福的新生活。

经过一番商讨和准备，凯西和乔德一家十几口人挤上了这辆装着所有家当的卡车，沿66号公路向西前往加州。

在乔德一家正式踏上流亡之旅之前的章节里，读者能清楚看到，“利益至上”的现代经济体系对传统佃农经济产生的压倒性冲击。

农民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改变，他们被赶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

至于那些投身于现代经济体系的个体，异化也在所难免。

比如，小说第五章中提到了一名拖拉机驾驶员，在佃农的眼里，这个坐在拖拉机上、戴着面具、手套和风镜的驾驶员变得“不像一个人”，而成了“那怪物的一部分，是个坐着的机器人”。

直到他摘下面罩，他们才认出来，这个驾驶员曾是农庄里的一员，出于生存压力才投靠了大公司。

村民们问驾驶员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要把这片土地上的房子都推倒，最后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人”可以责怪。

而再往深探究，以“银行”和“公司”为代表的大业主也只是在表面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和那个被困在拖拉机里的驾驶员一样，都被困在数字、秩序和效率的罗网里。

在这部小说所记录的时期，汽车在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推动下，成为人们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愤怒的葡萄》中出现了大量“汽车对话”，对话人包括卡车司机、二手车店店主和周边产业的人员，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看到，汽车与阶级地位的密切联系。

尽管处在大萧条时期，以卡车运输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仍在飞速发展。

跟那些有闲暇时间、能够体面高效地在公路上通行的有产者相比，流民的汽车就像他们的命运一样，背负着过重的负担，随着路途的推进不停出现故障，最终无法开动。

流民们选择的汽车，刚开始发售时都是面向中产阶级，甚至更高阶层的，它们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可能实现的”的生活方式，强调了有产者的骄傲与尊严。

但是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这种曾经与财富、地位、移动能力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梦”也失去了从前的意义。

对于流民来说，公路并不代表迅速、自由的流动，而是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公路和汽车虽然给流民提供了逃亡的途径，但它们本身还是现代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流民的命运并不能通过公路旅行得到直接的改变。

我们说回到小说的故事。

乔德一家离开农场、踏上高速公路以后，空间的流动骤然加速，仅仅一个章节就掠过了六个城镇，死亡的阴霾也猝然到来。

先是乔德家的狗在休息站被一辆大货车碾死，随后，爷爷在第一个宿营地急性中风。

乔德一家偶遇了威尔逊夫妇，并在他们帮助下，冒着违法的风险在荒地里埋葬了爷爷，两家人就此结伴继续前行。

快要抵达加州时，奶奶也因为旅途劳累而病倒，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

某天晚上，在路边的宿营地里，有个人声称自己从加州回来，他给流民们讲述了自己在那里的遭遇，让所有人都心头一紧。

原来，流民拿到的传单是被大量过度散发的，这预示着加州的农场主可以无限地压低工钱，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病死、饿死。

而这时，乔德一家内部也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条河边，长子诺亚突然决定离开家人，自寻出路，妹妹罗莎夏和丈夫也在盘算着到了加州后就独立生活。

与乔德一家结伴同行的威尔逊太太因为病重无法移动，只好留在原地休养，可想而知他们的结局也很难是乐观的。

在穿越沙漠的夜路上，奶奶没能熬过去，于是，等乔德一家最终抵达加州时，已经失去了三个家人和家里的狗。

可他们没有哀悼的时间。

安葬爷爷时，他们虽然只能偷偷掩埋尸体，但一家人的行动还算有条不紊，分工也很明确，落葬的准备、哀悼、致辞一样不落；而当他们抵达梦想中的加州后，告别反而变得匆忙、慌乱，因为剩下的钱不够缴纳落葬费，他们只能把尸体留给验尸所处理。

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要问题是找到一个容身之所。

乔德一家在桥边的一片临时居留地停了下来，打算在这里稍做休息，找找工作的门路。

当时的美国，有不少这样的贫民聚居地，它们被称为“胡佛村”。

大量破产无家可归的人就在这些用硬纸板和捡来的废料搭成的棚屋里勉强度日。

之前宿营地里那个人说的事情也得到了证实：这里集聚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过剩，所有人都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

承包商又和警察相互勾结，一边无限压低工资，一边打压工人试图自发团结起来对抗的决心。

在与警察的一次冲突中，凯西自愿代替汤姆被抓走，另一边，妹夫康尼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抛下怀孕的罗莎夏离开了。

为了躲开警察火烧胡佛村的威胁，乔德一家没休息多久又匆忙上路。

这一回，他们选择经由99号公路往南，到一个官办的收容所去。

第二部分饱经磨难的乔德一家在这片收容所营地得到了短暂的休憩。

在这里，人们可以用很少的价钱搭帐篷，没钱的人就用做工来抵偿，大部分人都可以找到工作，换取充足的食物，他们有专门的澡堂和厕所，还有清洁的流水可用。

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统筹管理营地的生活，闲暇时间里，他们还举办舞会自娱自乐。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乔德家的男人们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女人和孩子也能松一口气，连自怨自艾的罗莎夏也慢慢平复了心情。

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自给自足的营地生活注定无法长久维系。

人们在这里得到了清洁、安全、健康和愉快，他们在长途跋涉中被磨灭的尊严再度重建。

但对于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流民们想要更高的工资，也就更难打发了。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雇人混进营地，试图引起混乱，勾结警察寻找各种借口冲进来捣毁这一切。

在外部压倒性的力量之下，乔德一家越来越难找到活干，无法维系他们在收容所的生活，只好再次上路，到别处去寻找机会。

读到这里，熟悉《圣经》故事的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像是一出现代版的“出埃及记”，主人公在走过艰险的旅途之后，本应抵达理想的应许之地。

但小说中的加州，并不是《圣经》中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而是流民无穷苦难的见证处。

与传统宗教故事的美满结局不同，乔德一家的旅程注定以苦涩而告终。

从66号公路到99号公路，数字的倒置似乎也在暗示着，流民迁徙之路周而复始的失望与无助。

乔德一家再次上路后，改向北行，他们的卡车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故障。

有一次，他们停下修车时遇到了一个商人，听他说四十英里外有一家农场正在找摘桃子的临时工，便匆忙赶到那里。

这片农场的住宿条件很糟糕，摘桃子的工资也很低，但他们不得不干。

全家人辛苦赚来的钱只够勉强糊口，连肥皂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因为这里的杂货铺是农场主开的，所有东西的售价都比市场上高出不少。

夜里，汤姆一个人在营地里四处乱转，意外遇到了此前和他们失散的凯西，他已经从监狱里被释放了，眼下成了罢工工人的领导者。

凯西告诉汤姆，警察正在到处抓捕罢工的工人。

此后，凯西在冲突中被人打死，汤姆打死了那个行凶者。

汤姆告诉了妈妈这一切后，打算独自躲避警察的追捕，但妈妈坚持一家人一起离开，重新找到一处可以摘棉花做工的地方，汤姆先到附近的矮树林里藏身。

这片棉花田的周围没有营地，来得早的工人都住在卸掉轮子的大货车里，来得晚的只能到旁边自己搭帐篷。

想要在这里摘棉花的人，得先预支工资从雇主那里买装棉花的袋子，还有流言传说，摘棉花的机器很快就要开到这里来取代人力。

乔德一家算是幸运的，他们来得早，有足够的工作，能够每天吃上一顿肉，还有了新衣服穿。

可是这样好日子没过多久，小妹妹露西在跟其他孩子争吵时，把汤姆杀过人的事情说了出去，迫使他离开家人去逃亡。

离开前，汤姆和母亲做了一次长谈，提到了凯西曾经说过的话，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个大灵魂的一小部分，所有人只有变成一个整体，才能过上好日子。

汤姆决定继续凯西未竟的事业，把工人们团结起来，让人们能够吃上自己种的粮食，住上自己造的房子，哪怕他要像凯西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

母亲和儿子汤姆依依惜别后回到住宿地，发现如今家里唯一成年的儿子奥尔和温赖特家的女儿定下了婚约。

由于只剩奥尔还会开车，乔德一家只能跟着温赖特家，结伴去往另一片棉花地，不料他们在那里遭遇了暴雨，大雨一连下了三天，温赖特家想要离开宿营地，奥尔不顾家人的反对也要一起走。

就在这时，汤姆怀孕的妹妹罗莎夏开始分娩，乔德妈留在卡车里照顾她，乔德爸则去召集其他人，想要筑一道堤坝抵挡即将到来的洪水，可他们的努力终究是徒劳。

天亮了，堤坝刚筑好就被大水冲垮，罗莎夏的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趁着罗莎夏和乔德妈在休息，约翰伯伯把死去的婴儿放进一只苹果箱里，让它顺水漂走，去“用这个方法喊一喊冤……漂下去，躺在街上。

那么他们也许就会明白”。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大水将要淹没车顶，乔德妈当机立断，敦促一家人离开货车，涉水逃生，最终在不远处的山岗上找到一个仓棚。

他们进去躲雨时，遇到了另一对父子，父亲为了把食物留给孩子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在乔德妈的示意下，全家人都避到外面，让罗莎夏把她的乳汁喂给这个垂死的人。

第三部分《愤怒的葡萄》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乍一听，结尾好像有些仓促，其实，斯坦贝克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并不是给出一个既定的结论，而是想用书写去唤醒人们的意识和良知。

斯坦贝克在小说的对话中，既忠实地保留了底层农民的口语特点，也通过排比、借喻等修辞手法，用具有音韵美的语言不断烘托、堆叠情绪，为读者谱写出一部流民的苦难史。

不过，斯坦贝克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记录时代”，他想要探究导致这种危机背后的原因，试图找到打破困局的方法。

《愤怒的葡萄》是一部充满了基督教相关意象的作品，可它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把宗教作为救赎的可能。

小说中包含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最为明显的就是书名里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取自一句歌词，这句歌词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军大量传唱的《共和国战歌》中的，“我们看到上帝将临的荣耀，他双脚踩踏着愤怒的葡萄”。

在《圣经》的语境里，葡萄象征着希望和丰饶。

在小说前半部分，乔德爷爷曾多次描述加州葡萄的饱满、多汁，在他的想象中，一旦乔德一家到了加州，他就能沉浸在甜蜜的葡萄堆里，和全家一起过上富足的生活。

随着旅途的不断深入，“葡萄”却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并逐渐演化为愤怒，“充塞着人民的心灵” 。

牧师凯西在是全书中唯一的神职人员，他在小说开头早早宣布放弃了信仰，因为他不知道圣灵可以把人民引到什么方向去。

凯西所对应的“先知”形象，并不能为流民指明前路，因为前方的“天堂”并不存在。

比起虚无的信仰， 斯坦贝克更加笃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设想， 将一个个个体化的“我”转变为社会化的“我们”，他也相信人们之间那种超越了血缘与核心家庭的共情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乔德一家在公路上不断前行，这个家庭的内部结构也从一开始的父权制，逐渐转向了由母亲主导的构造。

小说的前半部分，当他们准备前往加州时，是男人们在制定计划，下一代的年轻男性也承担了出谋划策的角色，女人和孩子则站在他们身后的门廊上。

爷爷虽然已经老迈昏庸，但“还是名义上的家长……还是保持着首先发言的权利”。

最终的决策权也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

随着乔德一家逐渐往加州移动，男性角色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彷徨状态，家庭的决策权慢慢转移到了乔德妈的身上。

当乔德爸在一旁哀叹自己不该离开家乡，认为现在他们一无所有时，乔德妈安慰他情况会好起来的。

当男人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所适从，是乔德妈一次次敦促全家人重新上路，寻找新的机会。

乔德妈掌管了家庭的财政，负责平衡收支，并最终策划了汤姆的逃亡。

面对洪水的威胁，也是她当机立断带领全家人弃车逃生。

乔德妈不仅操持自家的生活起居，对其他流民也怀有仁慈的悲悯之心。

在胡佛村里，面对其他流民儿童饥饿的眼神，她把仅剩不多的伙食分了一点给他们，后来又在大洪水中敦促罗莎夏给垂死的同胞喂奶。

在乔德妈看来，家庭的纽带可以延伸到一个更大的群体。

在小说的结尾，两代女性间的传承为这种“全民一家”的图景保留了一些希望。

罗莎夏作为乔德妈的继任者，担负起滋养和抚育生命的职责，用喂奶的举动完成了从女儿到母亲的转变，用斯坦贝克自己的话来说，罗莎夏的举动是“一个生存的象征”。

以上这些内容似乎都在表明，在流民的生存体系里，母权制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生存下来，母性的悲悯之力成了维护人类善良与尊严的庇护所。

传统母亲的形象和自然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也印证了斯坦贝克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看法。

表面看来，是机械化的到来切断了农民和土地之间的羁绊，但人类在过往漫长岁月中对土地造成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和难以挽回的。

也就是说，在斯坦贝克看来，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并非技术或制度的变革，而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生态失衡。

如果回溯美国的历史，我们会看到类似的困局一再重演：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重工业和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全球汽车工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那些曾经繁荣的老工业区不再辉煌，尤其是传统中西部的工业重地俄亥俄州、底特律、芝加哥等地为代表，它们由于大量被弃置的设备生锈而被人们称为“锈带”，这里失业率攀升、贫富差距、种族冲突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置换、本土制造业外移和全球产能重新布局，越来越多的本地工人在失业大潮的冲击下深陷破产危机，纷纷选择出走，当地人口大量外流。

对于那些无法离开的人，多年来的过度开采而导致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让他们深陷在萧条与动乱的困局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在全球化转型过程中被时代浪潮抛下的制造业工人，与多年前乔德一家的际遇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些深入观察正是斯坦贝克超越同时代作家的高明之处，他在小说中做出的尝试也许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与借鉴：通过深入与亲近自然，帮助个体从传统的生产和经济体系中挣脱出来，从自然的怀抱中汲取力量，让作为个体的“我”融入一个更大的、所有生命和谐共处的有机群体之中。

结语到这里，《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愤怒的葡萄》是诺奖得主斯坦贝克的代表作，出版于1939年，它是当时流行的“社会抗议小说”的代表作品，以俄克拉荷马州的佃农乔德一家的经历为主要线索，讲述了美国中部各州农民颠沛流离的艰难境遇。

在现实主义题材的主线故事以外，《愤怒的葡萄》还着眼于人类、科技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关系，这让它在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后，仍能与当代的读者产生共鸣。

这部小说没有把人类自己导致的环境生态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简单地归咎于科技的发展。

在斯坦贝克看来，唯有实现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才能帮助个体从传统的生产体系中挣脱出来，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所有生命和谐共处的有机群体之中。

五一终身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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