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生平简介（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

五一百科知识 2 年前 0 79

对于司徒雷登，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是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的司徒雷登。作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代的最后一任驻华大使，他的离开就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而司徒雷登给我们的印象，也就停留在了那个灰溜溜、夹着尾巴离开中国的那么个猥琐老头的形象了。

然而到了2008年11月17日，在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近60年后，人们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将他的骨灰最终安葬在了杭州半山的安贤园，也算了了老人生前的遗愿。

其实按照司徒雷登的话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更甚一位美国人”，那么作为一个美国人，司徒雷登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又有着怎样的际遇，才会使他对中国这片土地如此地牵挂呢？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的杭州，他是随传教的父亲斯图尔特而降生到了中国。

司徒雷登的父亲为了感谢媒人约翰·雷登·威尔逊，便将儿子取名为约翰·雷登，而姓氏就只取父亲斯图尔特的前两个字斯图，正好中国百家姓中又有司徒这个姓氏，于是这个孩子就有了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司徒雷登。

斯图尔特在1868年来到中国后，就长期从事传教活动，除了在贫困阶层和乡下传播基督教外，对兴办学校也很有兴趣。斯图尔特曾开办一所男子学校，但后来布道团认为斯图尔特的本职工作应是传教而不是教育，便把他开办的学校给关闭了。但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却开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在玛丽的学校里，女生不得缠足，不得包办婚姻，这些观念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进步的。

玛丽担任校长多年，她在任期间，学校的人数和影响不断扩大，后来这所学校就并入了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

司徒雷登从小就在父亲的传教和母亲办学的影响下长大，在家的教育是西方化的，在外则是东方化的，司徒雷登最早学会的语言是杭州话。

1887年，斯图尔特夫妇来华传教已有13年，根据布道团的规定，他们享有回美国一年的休假期，11岁的司徒雷登就随着父母第一次回到了美国。

由于长时期在中国生活，司徒雷登刚回美国的时候还很不适应，甚至连英语都说不流利，不过后来凭着司徒雷登的努力，他很快就适应了美国当地的语言环境。

一年后，司徒雷登的父母就带着他的两个小弟弟回到了中国，司徒雷登和他的大弟弟戴维就留在了阿拉巴马的姨母家，此后司徒雷登开始进入学校学习，小时候的司徒雷登也是个学霸，他考入了潘托斯学校，美国最有名的私立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考入了美国当时最好的大学汉普顿·悉尼学院，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学习了3年后，他又学习了神学，成绩在同期的学生中名列第一，成了当时青年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出现了向海外扩展的狂潮，而这个时候的司徒雷登，作为基督教革新派的青年代表人物，也产生了赴海外传教的想法。

1904年，正当司徒雷登与好友莱西·墨菲特准备赴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结识了艾琳姐妹，一对在路易斯安那长大的美国女孩，司徒雷登喜欢上的是姐姐艾琳，而他的好友墨菲特则喜欢上了妹妹凯特。

于是两人就在1904年11月17日同时在新奥尔良举行了婚礼，此后司徒雷登就带着艾琳从美国来到了中国，直到1926年艾琳去世。

1905年，清朝实行了新政，在这场变革中，科举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式教育和新式学校，这也激发了传教士们成立教会学院的热情，美国在华长老会成立了在华联合教育委员会，并委任司徒雷登出任该委员会秘书，这个职务也正与他兴办教育的愿望相吻合。

之后司徒雷登就担任了杭州之江大学校董，在他担任校董期间，他将学校迁到了钱塘江畔的六和塔新校区，修建了很多中西合璧的教学楼、图书馆等，大大改善了教学环境，使之江大学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名望的基督教大学之一，也就是现在浙江大学之江学院的前身。

1908年，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神学院，司徒雷登便来到了南京任教，为方便中国学生学习希腊语的《新约圣经》，司徒雷登在教学之余编写了《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和《希腊语-英语-汉语词典》，作为金陵神学院的教材使用。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了民国政府，此时美联社特聘司徒雷登为特约记者，司徒雷登就以特约记者的身份，经常与孙中山会面，频繁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结识了一些当时的政要。

司徒雷登认为，辛亥革命就是中国的南北战争，他满怀热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回了美国，美国国内的民众，也通过司徒雷登的介绍，开始了解了中国的革命，以及中国这个国家。

1913年，司徒雷登的父亲斯图尔特病逝，享年73岁，带着无比的悲痛，司徒雷登把在中国传教46年的父亲葬在了杭州西湖畔的九里松墓地。

他在金陵神学院从事了10年的教学生活，这段时间司徒雷登的生活相对平静，到了1918年司徒雷登就突然接到了一份来自北京汇文学会的电报，邀请他到北京组织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也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

于是在1919年初，42岁的司徒雷登就离开了生活了11年的南京，来到北平筹办起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北京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合并而成，这两所教会学校原本规模都很小，在1900年的时候被义和团付之一炬，后来才有了合并的想法。

司徒雷登来到燕京大学后就担任了校长，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司徒雷登就鼓励他的学生积极参与运动，在司徒雷登看来，学生的爱国行为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只有追求真理，才能得到自由。

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条件十分艰苦，在校学生不到百人，教师也只有5人，经费还经常没有着落，后来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说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也没有。

为了筹措经费，司徒雷登不得不四处奔走，为燕京大学募捐，为此他只是跑美国就连续跑了10次。为了筹集资金，他多方委托，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演讲，甚至有时候还不得不陪富婆打牌聊天。有时候司徒雷登也感慨地说，有时候我看到北京街头的乞丐，其实我跟他们也差不太多了。

通过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他与美国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燕京大学在美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一笔又一笔的捐款也就源源不断地汇到了燕京大学的账户上了。

当时给司徒雷登捐款的就有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哈利·卢斯、洛克菲勒家族、霍尔基金等。在10年的时间里，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募集到了250多万美元的捐款，为学校的运转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除了去美国筹款，司徒雷登还要说服中国政要为燕京大学捐款，为此司徒雷登也广泛接触了当时中国的不少名流，其中既有徐世昌、段祺瑞这样的军阀，也有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这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在与中国政要打交道的过程中，傅泾波对他的帮助是最大的。傅泾波是满洲正红旗人，在1918年接触到司徒雷登后，就为司徒雷登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从北京大学转到了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后来傅泾波就成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兼助手。

傅泾波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曾在清廷中担任过巡抚，所以傅泾波生来就继承了家族的政治基因，拥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生来就通晓官场心理，这点对司徒雷登的帮助就很大。

正当司徒雷登的燕大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母亲和妻子艾琳却相继去世了。

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在中国生活了50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逝世于1925年，而到了1926年，他的妻子艾琳也在中国逝世。长期以来，艾琳一直在家相夫教子，默默地支持着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对她的感情也很深，在她死后就没有再婚。

司徒雷登的父母、妻子都葬在了中国，或许这也是他后来想将自己葬在中国的原因吧。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最初是在美国纽约登记备案的，学校的大权也基本掌握在纽约教会托事部的手中，在司徒雷登的授意下，燕京大学曾两次向中国申请注册，以顺应中国收回教育权的潮流，为达成此时，司徒雷登还亲自回到美国，说服了托事部放权给学校，后来燕京大学就登记注册在了中国，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管理。

虽然燕京大学一开始是以教会名义兴办，但司徒雷登走的却是世俗化的办学道路，他不强迫学生信教，也不强迫学生做礼拜。

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期间，燕大分为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宗教学院等四个学院，共有22个系100多个专业，

其中新闻系、社会学系都在中国大学中首开先河，在司徒雷登的管理下，燕京大学一时间也是大师云集。

当时的燕京大学，国文系就有周作人、郑振铎、俞平伯、顾随等人，历史系则有顾颉刚，哲学系还有张东荪等名师。

在司徒雷登的经营下，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已享誉海内外。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东北王张作霖被炸死，东北局势一时间陷入了扑朔迷离的境地。此时南京蒋介石政府正在争取少帅张学良的归顺，当年夏天，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秘密来到了沈阳，因为此前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曾给燕大捐款过5000大洋，张氏父子对司徒雷登的印象非常好，司徒雷登也就与张学良有了这么一层交情。经司徒雷登的沟通，南京方面很快就与张学良达成了协议，这也促成了当年年底的“东北易帜”，南京政府完成了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企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抗日情绪高涨，司徒雷登也经常参加国内的抗日游行，鼓励学生投身抗日运动。司徒雷登曾组织学校师生600多人在海淀城府游行示威，并带头喊起了“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为学生做出了榜样。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塘沽协定》，等于是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消息传来，全国顿时一片激愤，北京各大学校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了南下的请愿团，去南京请愿，请求国民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国土。

当时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也参与了南下的请愿团，而留在学校的学生和外籍教授就学校是否开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学生阻止外籍教授开课，而外籍教授则认为学生应以学业为重，一时间学校内部因为这个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事情发生的时候，司徒雷登正在美国为学校募款，听闻消息后就马上返回了国内。回到燕京大学后，司徒雷登召集全体师生开会，在会议现场的礼堂，挤满了学生，司徒雷登在台上沉默了三分钟，然后开口说道：“假如我们没去，那就证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话音刚落，就引起了满堂的掌声。在司徒雷登看来，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司徒雷登在说出这句话时，眼眶也湿润了，而在场的中外教授和学生们，也无不为之动容。

著名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就曾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在去延安的时候不懂中文，燕大学生黄华，也就是后来我国的外长，就陪同他一起去了延安。后来斯诺发表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最早就发表在燕京大学的周刊上，这些文章之后就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抗战爆发后，北平的众多大学，如北大、清华等学校都陆续搬迁到了后方，而司徒雷登没有将燕大搬迁，而是留在敌占区继续教学，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

于是抗战爆发后，燕大就成了沦陷区唯一一所不为日本当局和汪伪政权所控制的学校，燕大也成了众多有志青年向往的学府。

按照司徒雷登的回忆所说，这段时期燕大虽然身在沦陷区，但继续着忠于中国人的事业。

当时学校有很多学生选择了去大后方，甚至去延安，司徒雷登就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甚至用汽车把他们送出了日占区，对于一些缺少盘缠的学生，司徒雷登也是不遗余力地资助了他们。每当学生要离开的时候，他总会去临湖轩为他们送行，并勉励他的学生，无论是到重庆还是延安，都要加强国人的团结，共同抗日。

在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司徒雷登为了保护燕大校园，与日本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人以强硬的态度，逼迫司徒雷登聘请日本教授，司徒雷登经过一番思考，就聘请了鸟居龙藏博士。

鸟居龙藏博士是日本第一流的考古学家，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对待学生也非常和蔼可亲，来燕大任教后很快就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鸟居龙藏一向反对军国主义，并经常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这点令日本军部非常不满，便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后来燕大关闭后，鸟居也失了业，生活变得十分拮据，靠着燕大学生的资助，一家人才勉强度日。

在政治上，司徒雷登支持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1933年的时候，司徒雷登就曾得到过罗斯福总统的单独召见，罗斯福向他了解了远东的局势，并承诺为中国多做些事情。1938年，司徒雷登曾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对日本实施制裁，同年11月，他还发表公告，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日贸易。最终美国对日本实施了财产冻结和贸易禁运，这其中司徒雷登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就关闭了燕大，将其改为了疗养院，司徒雷登也在这一时期遭到了逮捕，期间日本宪兵对司徒雷登进行了长时间的四次审问，尤其对燕大学生通往抗日后方的地下交通线，司徒雷登则表示燕大只是给了些帮助，但司徒雷登却从不向日本人透露具体情况，甚至面对日本人的死亡威胁，司徒雷登也毫不畏惧，此后司徒雷登就被日本人囚禁了3年8个月。

抗战胜利后，燕大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转。1946年4月，司徒雷登从美国回到上海，在返回北平的途中顺道拜访了蒋介石。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的私交非常不错，早在1928年两人就认识了，因同出生于浙江，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更进了一层。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司徒雷登曾公开声明，反对张杨兵谏，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当时美国派了马歇尔来华调停两党争端，但收效甚微，后来马歇尔就感到，他需要一位得力人员担任驻华大使，才能帮助到他的工作，于是在国共两党都有不浅人脉关系的司徒雷登就成了马歇尔的不二人选。

1946年7月12日，由马歇尔推荐，经美国参议院通过，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完成了他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再到驻华大使身份的转变，这年他70岁。

整个1946年，司徒雷登基本忙于调停两党的争端，但也无法避免内战的爆发。

内战爆发后，司徒雷登就把精力放在了国民党举办的制宪大会上，虽然这个制宪大会是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但在司徒雷登看来，中国也有通过改良走上民主道路的希望。

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华法案》，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3.38亿美元的物资和1.25亿美元的额外贷款，但美国的这笔援助并没有帮助国民党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眼看渡江战役就要爆发，司徒雷登却坚持待在南京，拒绝与国民政府一起迁往广州。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此时的司徒雷登知道国民党已失去了对中国的统治，于是司徒雷登就开始起草关于承认中共的备忘录，希望美国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但由于中美双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司徒雷登的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作为美国政府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不能偏离美国对华政策太远，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也最终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其实对于司徒雷登来说，让他办学确实是得心应手，而在当大使的这三年时间里，司徒雷登也被政治搞得心力交瘁，1949年8月2日，74岁的司徒雷登与助手傅泾波等一行人黯然离开了南京，返回了美国。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不久，美国就在8月5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而美国政府发表这篇白皮书，事先司徒雷登并不知道，在白皮书中，就提及了大量司徒雷登担任大使期间发往美国的密件，比如劝说蒋介石退休的事情，这些事情公开后，蒋介石自然就对司徒雷登非常反感，以至于后来明确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到台湾担任大使。

而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也很不受待见，杜鲁门没有接见他，美国当局禁止司徒雷登接受任何采访，禁止司徒雷登公开发表任何意见，这就等于是给他下了禁言令。

这也是缘于他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曾发表过一些不当言论，比如司徒雷登曾发表过一篇《告中国人民书》，对中国的内政进行了评价，这样的文稿就很容易引起各方的反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