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目录（语文书作品简介）

述而：顾颉刚名著中的一处笔误？

顾颉刚先生的名作《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下文省称《自序》）中有这样一段：

约在十一岁时，我初读《纲鉴易知录》，对于历史的系统更能明白认识。那时，我便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我最厌恶《纲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势利。例如张良和荆轲一样的谋刺秦始皇，也一样的没有成功，但张良书为“韩人张良”，荆轲便书为“盗”。推它的原因，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斩首的，而张良的主人刘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可惜我读的一部《易知录》是石印小字本，上边写不多字，只得写上小纸，夹在书里。

查《纲鉴易知录》编者为清代学者吴乘权（1655～1719）等人，吴氏号楚材，还编有另一部名作《古文观止》，一文一史，虽是选编的普及读物，也可算“文史足用”了；且两书皆经久不衰，影响广大，也可见他编书确实有眼光。《纲目》即《资治通鉴纲目》，著者为大名鼎鼎的南宋朱熹（1130～1200）。相差数百年，顾先生何以将之混为一谈，是不是笔误呢？

《自序》写成于1926年4月20日，文中两用《易知录》似乎没记错。查《纲鉴易知录》在“卷八·后秦纪·始皇帝”的“纲”中，确实有文：

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不克。……二十九年。帝东游至阳武，韩人张良狙击，误中副车；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可早在《自序》之前，顾先生写于1914年11月的《寒假读书记》中，也有相似的一段话，明明白白指的是《纲目》：

朱子《通鉴纲目》效法春秋褒贬，……幼时以其奖张良而罪荆轲为不可解。既而思之，即东方曼倩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也。使荆卿成功，燕丹为帝，朱子将以轲为开国第一功臣矣。使十索之後，张良竟获，朱子将以良为不量力之贼人矣。……如此势利小人，亦知人间有羞耻耶。

史以记事，如镜之照物。不必于物上标美恶而自见也。孔子寓褒贬于《春秋》，原是不合之事。史籍布之天下，何劳有人删定……朱熹……托尊圣之名，行毁史之事，于是民心以乱而横被冤屈者多矣。

论一朝兴衰、人事美恶者，则为史论，与史记不可同科。

我们再查朱子《纲目》原文，在卷二也找到了同样的一段文字：

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不克。……二十九年。帝东游至阳武，韩人张良狙击，误中副车。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述而说：今人的标点略有不同，但内容确实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纲鉴易知录》是一部凑编之书，书的内容虽然上自盘古，下到明末，其中战国到五代一段却基本取自朱熹的《纲目》。这也就是为什么，顾先生虽然读的是《易知录》，却要把矛头指向始作俑者而又名气更大的朱子了。

但朱子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吗？

我们知道《资治通鉴纲目》，其实又是对《通鉴》的剪裁简化，那么对于荆轲、张良的出场，通鉴是如何表述的呢？查见：

（燕）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通鉴·卷六·秦纪一）

初，韩人张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韩。（通鉴·卷七·秦纪二）

通鉴用卫人荆轲、韩人张良，就描述而言，是不偏不倚的。

可我们又知道，通鉴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基本又取材自《史记》，那么太史公怎么说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荆轲者，卫人也。（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述而说：没错，上文本纪中用的是“狼”字】，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有趣的事来了，太史公竟然与朱子的用字正好相反，称张良反而用到了“盗”“贼”的字眼，这似乎也非顾先生称道的“不寓褒贬而美恶自见”。

司马迁、司马光、朱熹，都是泰斗、圣哲级别的大人物（顾先生亦是举足轻重的史学大家），就史著而言，也分别是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的经典之作，三家说法各不相同，神仙打架，孰是孰非呢？

细味其差异，我以为太史公所写似更合乎情理。因为荆轲刺秦时，代表燕国，与秦在名义上为平等的敌国，而张良谋杀始皇时，秦已统一六国。且在秦廷眼中，荆轲有明确的身份，而不知道博浪沙事件的主谋为张良，在其治下谋害皇帝而身份不明，可不就是盗贼吗？

花这么大力气探究一两个字的源流与使用，是否我们太过敏感或顾先生要求过苛呢？

其实并不。须知，司马迁隐忍苟活就是为了完成《史记》，并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光作《通鉴》：抉擿幽隐，校计毫厘，神识衰耗，精力尽于此书。

朱熹编《纲目》：纲仿春秋，寓褒贬于笔墨之中，要从义理上纠偏通鉴。

可见他们都是一字不苟、大费苦心的。

顾颉刚先生后来曾领衔标点过史记和通鉴，不知那时是否还留意青少年时代所注意的一字褒贬。

历史书写是否应该暗含褒贬，这不是此处能说明白的。至于顾先生说“史籍布之天下，何劳有人删定。”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进书表》就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史籍不能不读，但浩如烟海难以也没必要都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过顾先生大概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既从事于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又致力于通俗普及读物的发展。

就事论事，顾先生所不满于朱子的，以“论”害“史”的方法之外，还在于认为朱子论史的态度有问题，即太过势利、以成败论人。对于张良本人，顾先生也有特别的看法，认为：

凡为军师……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皆阴险贼害之人……世之乱也，皆此等人启之。

这一早年论断，自然可疑，拿刺秦之事来说，荆卿的计划其实也挺“阴险”，不过毕竟是图存于前，张良则是复仇于后，如果成功，或许真就“启天下之乱”了。但怕世乱就能否定复仇的合理性吗？何况张良在帮助建立汉王朝的过程里，使人民解脱暴政、天下重归于治……

“这个弄不大清楚了”，大家以为呢？

不过顾先生自序的重点，本在于从小就能独立思考、敢于质疑，而非争论具体观点的对错！

参考资料：

《顾颉刚全集》

《史记》《资治通鉴》《朱子全书》

管学成等《纲鉴易知录全注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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