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与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杰姆逊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著述最丰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也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最富活力、最雄心勃勃、最多产和系统的实践者。他对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做了深入、精湛的分析，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描述已经成为经典。《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书是人们根据他在北大演讲的讲稿整理而成。

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与北大的渊源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提出与界定

在北大的这次演讲中，杰姆逊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分别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形式来加以阐释。这部著作跨越了诸多界限，从建筑、美术、音乐、文学、摄影、电影、电视等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不同的作品加以分析，以感性的方式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特性。有趣的是，杰姆逊并非单刀直入，从理论层面对后现代的概念与特质加以直接限定，而是在与现代主义的联系与比照中，在对不同作品的分析中缓缓行进，娓娓道来，既揭示了后现代与现代的区别，又显现出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在并且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发生的三个转向：

 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三个转向：

1. 文化大众化

杰姆逊指出：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开始与市场社会相联系，并通过日常生活本身被消费，从而出现了消费文化。他指出后现代社会中，出现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不仅商品化的形式遍布于文化之中，而且伴随着文化的彻底大众化，艺术作品及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等也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商品。

2. 文化视像化

杰姆逊指出，整个文化现在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

随着20世纪40年代传媒技术的大突破，电视的普及、电影与广告的结合、以及摄影技术的发展，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形象突然处处出现，整个人类生活开始视像化，视像文化盛行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典型标志。他指出，当代社会空间浸透了影像文化，一切都成了形象，形象成为一种商品，“人们只是用眼睛生活着，放弃了思考”。人们每天面对数以千计的形象轰炸, “幻像”取代了真实的生活。

3. 文化商业化

杰姆逊着眼于“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状况，指出文化在现代传媒的决定性影响下已被彻底商品化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主要是高雅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商品已进入一切领域，并产生出遵循商品逻辑的新的文化工业。他指出，后现代已具有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征。因此，商品生产现在是一种文化现象。

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你购买商品不只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还有它的形象。在文化领域里,真正表示后现代性特征的是对商业文化之外的一切都进行压制，随着形象的生产和扩散，一切艺术形式都被纳入到商业文化之中。他认为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是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形象社会或消费主义及各种判断都包括在这个特征之中。对杰姆逊来说，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的完全统一，使文化从根本上干预经济的文化政治有可能实现。

总结：

杰姆逊所描述的后现代文化的三大变化，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在现代主义阶段，资本的逻辑与文化的逻辑处于尖锐的对立中，资本的逻辑要“垄断”文化逻辑，文化与资本形成了“共谋” 关系，文化的逻辑自然而然地也资本化了。

在政治的意义上，对于现代主义、现代性、前卫主义三信条的侵蚀可以追溯到他者问题的出现，他者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中都同样存在。我不能在这里讨论他者多样的、复合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出现于主观性的、性别和性行为的、种族与阶级的、时间的分裂与地域空间位置及其断层等等不同领域。但是我想至少要提一下四个现象，这些现象将是构成未来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必要因素。

阿多诺

阿多诺尽管现代主义有些神圣的渴望和成就，我们却逐渐认识到，现代性的文化也只是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文化（尽管不是独有的），这一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0年就提出来过，在那些投身于反对繁荣现代化的前辈们那里也似曾相识。这种帝国主义，作用于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层面，不再在政治和经济或者文化领域所向披靡了。不论这些挑战是否引导我们去一个更适于居住、更少暴力、更多民主的世界，这都是十分可疑的。但是开明的犬儒主义的答案与蓝眼睛人们对于和平与自然的狂热相比，是那么地不充分。

女性运动曾经对于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最近美国男子气概复苏的情况下亦是如此。直接或者是间接地，女性运动促进了女性自信的建立，滋养了女性在意识领域、文学领域和批评领域内的创造力。我们现在对于性别与性行为问题、阅读和写作问题、主观性和阐述、声音和行为等问题的提出，没有女性主义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当中的许多行为填补了空白，超出了运动的正常意义。女性主义批评对于现代主义历史的修正也有贡献，不仅仅通过挖掘那些已经被遗忘了的艺术家，还通过以小说的方式接近男性的现代主义者。对于法国新女性主义者和他们关于女性现代写作的理论建构来说，问题也是一样，尽管他们与美国女性主义者之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霍克海默

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问题从单一的政治问题中独立出来，介入更广阔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批评领域，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趋势在西德比在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对于生态学的关注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和地区性的亚文化群中，也体现在欧洲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运动中，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艺术和文学：比如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的作品、大地艺术作品、克里斯托（Christo）在加利福尼亚所作的奔跑的栅栏、新自然主义诗歌，回归固有传统、方言等等。尤其由于人们对生态学敏感性的增强，使得现代主义本质与工业现代化在批评研究的基础上得以更紧密地联系。

人们逐渐意识到：非欧洲、非西方的文化应该通过非征服、非霸权的方式展现，保罗·里科尔（Paul Ricoeur）在二十多年前就曾这样提出过，西方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于“东方”的情色和美学的迷恋如此显著，这样是值得质疑的。这种意识应该诠释为一种典型理智的活动，而不是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宣言—他们认为自己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从而对其他文化颐指气使。福柯关注局部、个体问题而反对现代性“普世”（universal）问题的理论，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我们脱离深陷固有文化和传统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克里斯托（Christo）在加利福尼亚所作的奔跑的栅栏

总而言之，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将不得不成为一种“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包括批判简单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万物已逝”的理论。批判通常是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条件在文化领域中发生作用的。我们不能按照阿多诺的否定性或者非同一性的理论来界定批判的含义，也不能为这个概念加入过多冗长的注解。同时，正是这种批判的理论肯定了对于自身简单否定的质疑。毕竟，有批判的肯定形式，也有肯定的批判形式。

但是这是语义的问题而非实践的问题。同时它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判断。这种批判应该以什么方式与艺术品联系起来，满足政治的、美感的、作者的以及受众的需要，不能被制度化，同时它会保留试验、犯错以及争论的空间—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现在是时候离弃政治和艺术分裂的窘境，这种二分法在现代主义包括美学的后结构主义中很长时间都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不是要消除政治与美学、历史和文本、规定和艺术使命之间的张力。此观点是要提升，重现这种张力，甚至是介入艺术和批评的中心。无论它有多么难以说明，我们目前已经介入了后现代的语境之中。它同时也界定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这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期望。

五一终身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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