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全集目录（沈从文全集哪个版本好）

在当代中国，称得上作家、学者的数以万计，但称得上出版家的却屈指可数。而举手投足透着一股睿智鸿儒之气的苏晨老师则是公认的出版家。连我的同事、学者林贤治也对我说：“苏老是广东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出版人。”要知道，林贤治是不轻易赞人的。

何谓出版家？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创新思维，勇于启迪民智，策划出版多种公认有永恒价值的出版物之能人。苏老对出版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以谁的说法而能抹煞的。是他，在1979年亲手与岑桑、易征、林振名等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内创办了《花城》杂志。所以，未有花城出版社(以下简称花城社)先有《花城》。1981年1月创办花城社后，更投入极大的精力组稿、发稿，发表不少轰动全国的好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当年《花城》一出版，广州的北京路新华书店马上排起一百多米的长队争相购买。真可惜没有人拍下这个追求精神食粮的盛况。与此同时，苏老考虑不少名作家在那些艰辛岁月写下不少情思丰满、文采蕴然的散文、随想，于是又毅然办了以笔记文学为主的《随笔》杂志。万事起头难，苏老亲自试编了四期，因内容敢想敢说、一扫四平八稳之风，让人读来芳菲满目、拍案叫绝，反应十分热烈。十年后，我代表花城社赴新、马、泰参加国际书展，目睹《花城》《随笔》仍大受华人欢迎，我还建议当地发行商抓紧补货呢。岁月不居，四十年过去了，人们不应忘记苏老是《花城》《随笔》两大名刊的“接生娘”。

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中)来广州编《沈从文全集》，苏晨(右)邀请他与中大著名教授容庚来家会面

花城出版社建社之初，短短几年便蜚声海内外，我总结为是花城人靠三种精神取得的：一是敢为天下先；二是发奋图强开创新局面；三是时刻把读者、作者放在心上(详见《随笔》2021年第四期拙作：《此情可待成追忆》)。1981年，苏老荣任花城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当时社长空缺。稍后还任命岑桑、李士非、王曼为副总编辑，林坚文为党委书记。是他们举旗铸魂，成风化人，带领全社建基立业，践行这三种精神。

苏老敢为天下先，除了体现在创办了几个名刊外，还体现在当年气势磅礴地开风气之先，拍板与境外的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了各十二卷的《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要知道，当时沈从文在1982年仍戴着“资产阶级作家”的帽子。所以我在读沈老的长篇小说《边城》时仍百思不得其解：能写出一部引人入胜、反映旧社会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家为何扣上“反动”之帽？而郁达夫也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好事多磨，苏老意想不到当时还有一位广东名作家反对出版这两套文集。后来还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用智慧和方法化解了告状之事。两套文集的出版，在境内外引起了巨大影响，《沈从文文集》还被评上中国图书奖。苏老与沈从文从此结下了难忘的友情(详见2021年第五期《花城》拙作：《我与文学名家的尺牍情谊》)。

苏老作为一位有魄力、有缜密思路的出版家，还策划出版了几套几乎囊括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丛书。比如苏老虚心听取著名藏书家姜德明的良语铮言，编辑了《花城文库》，收入了包括叶圣陶、巴金、孙犁、艾青、茅盾、冰心、老舍、萧乾、秦牧、王蒙、蒋子龙等当代中国文坛耆老大作，这些出版物很好塑造了花城社的大气形象和独特风格。事实证明：花城社除了依靠新华书店搞好扩大发行(详见2020年12月《华夏》杂志拙作《故人入我梦》)，还要靠广大作家，尤其是名家的鼎力支持。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晨拜访巴金，共商出版大计

良朋比兰蕙，人生乐相知。苏老与第三任社长范汉生是公认当年最注意团结、争取名家的社长。

你看：严寒之时，在“窄而霉小斋”，苏老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围着小火炉，认真商谈出书大计；

在广州从化温泉，苏老与九十岁爱花的曹靖华，共赏“艳若碧桃、挺如修竹”的夹竹桃，追求“诽誉任评说，无私品自高”的境界；

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家里，苏老虚心征询巴老对出版的高见，并多次笑纳巴老亲笔题字赠送的大作，当闻着从后园飘来的广玉兰树的花香时格外心旷神怡；

在北京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的四合院，苏老多次喜获他赠的诗篇。尤其是写在玉版宣的七绝：“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铿锵激越的诗句令苏老神思飞扬……

在北京端木蕻良的六平方米“四壁皆响斋”，苏老亲见这位当年萧红的男友、现在病得“半人半鬼”的他，在经历大批大斗后仍赶写长篇巨作《曹雪芹》；鹣鲽情深，他在万难中得其夫人钟耀群悉心照料，比翼连枝，令苏老十分感动。苏老还被请留下品尝钟耀群做的、《红楼梦》里写到的胭脂米饭，即东北人称的“好嚼咕”。苏老为此饱含激情写下了撩人心弦的散文《六米斋》《老伴》，后均被收入《中国当代散文选》等书。

苏老与数十名人组稿的往事、趣事可以写几本书，他是广东出版界与名家沟通联系最多的人。这位交际广泛、重情谊的出版家，被巴金等大师亲切地称为“广州的朋友”，一提到广州就想到苏老。著名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还为苏老一些私事通风报信呢，可见其关系之密切了。

在交友中，苏老主动送大作给这些名家，而关山月、黄永玉、程十发、曹辛之、吴有恒、陈从周、朱屺瞻等名家也回赠他字、画、印章、对联等弥足珍贵的纪念物。最有趣的是，当年苏老住在海珠桥南畔一幢楼的四楼，中大的商承祚教授去找他，当时没手机、电话，楼梯门一关，就只能让这位著名教授在大街上大喊：“老苏，请下来开门呀！”后来商老专门送了一个小铜铃给苏老装上，才不用当街“出丑”了。苏老一家人亲昵地称此铜铃为“商记小铜铃”。1984年花城社安排苏老去区庄住，我被安排搬进来，两年后才装上了电话。

花城社在创业期并非一帆风顺。1982年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年，因为《花城》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文章，苏老备受压力。苏老对我说：“我是在艰难中度过这一年的。”但公道自在人心，当年的任仲夷、吴冷西、黄文俞等领导都鼓励苏老正确对待议论。全国不少名家也鼓励苏老。臧克家1983年11月写给苏老的贺年信就是十个字：“只求站得正，人言不足恤。”是的，世事风尘漫漶，人生如逆旅，一生踏尽红尘，依然笑作春温。

苏老出身贫苦，四岁丧母，爷爷是矿工，父亲是修钟师傅。读书至初中程度，十四岁便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跟着解放大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历任营教导员、部队报纸主编等职，二十岁又冒着美帝炮火跨过鸭绿江。回国转业后，当过广州华南缝纫机厂厂长。康德说：“心上有星星的人，头上才有星星。”所以不管什么艰苦岁月，什么恶劣环境，即使在“文革”时期，苏老仍一直坚持读书，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到四史、中医学、经济学等书，他都主动找来读，觉得开卷有益，书香有痕，书读得越多越进步。在出版界这几十年，包括后来他任广东省出版协会副主席，亲办《财富》《沿海大文化报》等，都体现他的知识渊博，厚积薄发。2015年，苏老被南方日报评为广东十位“阅读达人”之一，实至名归。

苏老不仅是位出版家，还是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他在一九四七年便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在部队时出了四本著作，已小有名气。后来又任光明日报广东记者站站长，写下不少质朴真切、格高韵响的散文、通讯、随笔。三十多年前，因为《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约苏老开一个长期专栏，苏老做事抓紧，不想零散地写，短时间内一口气写了六十篇千字文发去，积微以致，供陆续发表。可能赶得太急，加之天气又冷，结果右手不能写字了，诊断为书写痉挛，后确诊为中风。但他仍有强烈的创作愿望，坚持用左手在电脑写字，每天笔耕不辍，出书多达五十多本，令人惊叹不已。过了九十岁人生大坎儿的苏老，仅这两年，晨写暝作，写下六本各二十多万字的书。尤其是写下与不少已故名家的交往，更是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但要出版并不容易，希望有更多出版“义士”帮助苏老书稿的出版。

年过九旬的出版家、作家苏晨近影

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为褒奖苏老对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他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荣誉证书》。他送给我的近作《遐荒集：我与文坛大家》，我读后得益匪浅。苏老手中的电脑和笔，力求点中时代课题的穴位、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灌注时代进步的能量。

苏老作为领导，爱惜人才，重视人才。比如与李士非把当年没有广州户口的林贤治设法调进花城社；他信任晚辈谢日新副社长，三部大作的序让他来写；现已八十多岁的中大著名教授黄天骥当年崭露头角，苏老便为他出书，令他高兴得吃饭都忘了夹菜。苏老平时助人为乐，主动为不少同事解决实际困难。至于对我，苏老见我喜练笔，把我介绍给某大刊物写人物专访，为此我采写了几十位企业家，后结集出版了《企业家风采录》。

苏老八十岁时，曾在广州番禺南浦岛左岸住过多年，写书达二十多本。他对我说：十分喜欢长在这里的百年古榕，葳蕤的大榕树绿叶如伞，浓荫覆盖一方天地，尤其是那棵“五爪金龙”，向五个方向舒展，威风凛然，荫翳百花。榕树点缀左岸，给苏老带来绿意，带来安宁，人和树一起经历风雨，享受阳光雨露。这里蛙鼓声声，蝉叫悠扬，画眉含笑。我想：苏老就是一棵生命力极强的大榕树，枝条豪气横生，岁月将气根铸成一条顶天立地的支柱。榕树华而不俏，碧装绿衣，淡雅而有风韵，雍容但不倨傲，淡然处之。九十年人生，经历过阳光明媚，更经历过狂风暴雨。人生四季多像眼前的榕树林啊：春光明媚时盈盈挹翠，炎酷夏日时浓荫泻地，金风送爽时郁绿流芳，寒冬腊月时疏影离离。这位老出版家、作家践行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初心，才令我们有今天的芳华！

现在我经常与九十一岁的苏老通微信，他写在文字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博爱，融进血脉的刚毅，刻进生命的坚强，永远值得晚辈学习。（本文原题《一生踏尽红尘 依然笑作春温——记出版家、作家苏晨》，作者陈锡忠，花城出版社原副社长）

五一终身VIP

收藏 海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