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以性侵犯罪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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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你解读这本书叫刑法中的同意制度，副标题从性侵犯罪谈起。

这本书想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法律人看来，什么叫做同意？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拿出来单独研究呢？因为在很多刑事案件中，同意还是不同意，直接决定了有罪还是没有罪。

举个例子啊，咱俩是朋友，如果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囊中羞涩，能不能支援我一千块钱？你觉得咱们朋友关系不错，给了我一千块钱，那我肯定不构成犯罪，因为我拿走了这些钱呀经过了你的同意。

但是如果我不征求你的同意，直接从你钱包里拿走了一千块钱，这可能就构成盗窃罪了。

或者是我编了个瞎话，从你那骗走了一千块钱，那可能就构成诈骗罪了。

再举一个更极端的。

梯子。

在一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如果病人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协助了医生当然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但是如果医生无法证明自己征得了病人同意，那他可能就要面对杀人罪的指控。

你看啊，同一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会直接决定有没有罪，刑罚多重，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法律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罗强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的所长，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

我们每天听本书，还解读过罗翔的著作刑罚的历史。

罗翔从二零零三年做博士论文时就开始关注刑法中的同一问题，所以罗翔说啊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快二十年了。

不过啊罗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很诚实地说，自己一开始啊想要考察刑法中所有涉及个体同意的问题。

想要构建一个体系化的同一制度。

但是越深入研究，他越发现这个话题太庞大了，自己没法驾驭。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只选择了一个领域来深入讨论，那就是性侵犯罪。

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呢？因为性侵犯罪中的同一问题最为丰富。

如果现在我问你界定性侵的关键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这个问题还用讨论吗？在别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对别人动手动脚，甚至做出更恶劣的行为，这不就是性侵吗？你看啊，这其中有个关键就是不同意。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是不是同意？如何证明有没有同意？当进入到具体的案例，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这个法律的圈儿就不好画了。

而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从法律人的角度来分析怎么画这个圈儿。

接下来啊我会分成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全书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法律人眼中什么叫做同意。

第二部分我们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对于法律人来说，没有单纯的事实问题，只有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法律人眼中什么叫做同意？其实在法庭上想要举证啊，说到底是不是双方都同意有进一步的亲密行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法律工作者们啊更倾向于反过来想去寻找不同意的证据。

如果在一起案件中可以找到那个不同意的证据，那么就证明性侵确实发生过了。

那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意志呢？罗翔在这本书当中啊就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在世界范围内。

关于不同意的标准大概有四种立场，这四种立场啊是随着时间推进依次出现的。

在古代，不论中外，女性都没有独立的地位，出嫁之前的女性是父亲的财产，出嫁之后的女性是丈夫的财产。

在这种封建的观念之下，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贞操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所以啊在面对性侵的时候，女性为了表明她的不同意，必须进行最大限度地反抗，比如身体上的极力阻挡或者是衣服的撕裂，这才能表示不同意。

这就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立场，叫做最大限度地反抗标准。

当时的人们认为啊，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最大限度地反抗，没有以死相搏来捍卫贞操，就不能算作不同意这种最大限度地反抗。

标准。

还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当时存在所谓的通。

喷嘴通奸罪的最高刑也是死刑，而且通奸是男女同罪的，而强奸只有男性构成犯罪，所以当时的司法人员非常害怕。

本来是通奸的女性为了推卸责任，把罪责往男性身上推，所以对女性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

一九零六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布朗案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抗标准经典的案例，这个案件的受害者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在野外遇见了她的邻居布朗。

布朗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见色起意，意图不轨，就把受害者绊倒在地，强压到他身上。

受害者试图逃走，一边努力爬起来一边大叫，而布朗用手捂住女孩的嘴，对女孩实施了侵害。

案件在初审时，陪审团认定布朗构成强奸罪，布朗不服判决，坚称两个人都是自愿的。

于是提出上诉，没有想到上诉法院竟然认可了布朗的说法。

按照法官的标准，受害人仅仅是尖叫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他必须在能力范围内进行最激烈的身体反抗，并且要一直反抗到侵害结束，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抗拒。

法官认为啊如果受害人的衣服没有撕破，身体上也没有伤痕，就不能算作反抗。

于是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的判决，布朗竟然被无罪释放。

正在今天回看布朗案，我们都会对这样的判决感到震惊，不过这就是一百多年前法律界的态度。

不论是通奸罪也好，还是最大限度地反抗标准也好，背后都体现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与其把女性当作独立的人，更多是把女性当作父亲或者丈夫的一种财产。

所以这里在界定是否犯罪时。

考虑的不是有没有对女性造成伤害，更多的是有没有对父权和夫权造成侵害。

于是才会有女性必须以死相驳捍卫贞操的苛刻要求。

其实这样一种偏见存在于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甚至在一百多年后还依然有人秉持这种态度。

二零一六年，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竟然在法庭上对当事人说，如果你加紧双腿，你就不可能被强奸。

当然这位带着偏见的法官最终因为言语不当而被撤职。

时代在发展，女性的地位在提高，在此之后，通奸罪被废除，法律界对于性侵的认定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大限度的反抗标准开始变成合理反抗标准，合理反抗标准不再要求女性以死相薄、誓死不从。

女性只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反抗，就可以被认定为不同意。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件是美国纽约州的倒射案。

一九七九年八月，四十一岁的受害人下班回到公寓乘坐电梯，电梯里还有一位年轻人，就是被告人稻舍倒扯，看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就操作电梯停在两层楼之间，然后要求受害者把衣服脱掉。

受害者身高一米五左右，体重不到六十公斤，而稻舍的身高超过一米七，体重九十公斤，这两个人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所以受害者只能屈从，任由盗舍进行侵害。

之后稻舍离开，而受害者报了警。

虽然在这起案件当中，受害者没有身体的伤痕，也没有衣服的撕裂，甚至在法庭上，受害者自己承认在整个事件中啊。

他都没有打算喊叫，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听得到，但是法院还是判处盗佘有罪。

因为按照纽约州当时的刑法，法官在判决时采取的就是合理反抗标准。

法官认为两个人的身高体重相差非常悬殊，而且案件发生在电梯里，受害者无路可逃，也没法获得别人的帮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害者没有反抗并非代表自己同意，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防止自己受到更多伤害，面对威胁而不敢反抗，所以到手的行为应该被判定是强奸。

你会发现啊，跟最大限度地反抗标准相比，合理反抗标准人性化了许多。

当女性面对暴力威胁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不需要牺牲生命和健康来表达反抗。

不过合理反抗标准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在哪些情况？往下，受害者感觉到自己有危险，这个判断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大家心中都有各自的标准，如果法官和原告的标准不一致，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美国的瓦任安，受害者推着自行车上山，遇到了被告人瓦任，瓦任一边和受害者聊天，一边跟着他上山。

当受害者准备骑车离开时，寡人用手抚摸受害者的肩膀，和他说：我的女朋友满足不了我的需要，还对受害者说自己并不会伤害他。

之后瓦任将受害者抱进森林里边儿，对他进行了侵害，在这之后受害者报了警。

一审法院认为瓦任构成了犯罪，但是二审法院却推翻了原判，理由就是受害者没有进行合理的反抗。

虽然受害者主张自己在森林中间没有逃跑和呼喊，那都是害怕被瓦阵伤害，但是二审法院认为。

受害者有能力反抗，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没有作为，因此瓦任不构成犯罪。

这个案子就暴露出了合理反抗标准的问题。

一位陌生男性尾随女性上山，女性是否是面对生命安全的危险呢？一个陌生男性把手放在女性肩膀上，这到底算不算威胁呢？类似的还有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案件，受害者在酒吧认识了被告人如斯克，两个人聊天之后，如斯克请求能不能搭个顺风车回家，于是受害人开车把如斯克送到了家门口，如斯克请受害人到家里边做一做，受害人拒绝了。

但是之后如斯克拿走了受害人的车钥匙，受害人只能跟着如斯克进入了房间，并与如斯克发生了关系。

那对于这个案件应当如何认定呢？把一个成年女子车钥匙拿走能构成威胁吗？这个案件在马里兰特别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进行了审理。

在所有的二十一名法官中，有十名法官认为被告人有罪，但是有十一名认为无罪。

大多数法官认为，当一个女性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了车钥匙，并面对一个使她惊恐的男人，合理的反应应该是用身体进行反抗，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拒绝。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法官都是男性，男性和女性对于威胁的感知本身就有很大的区别。

拿我自己举例吧，我身高一米七八，体重超过两百斤，那我对于威胁的感知自然和一位女性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我和一位女性擦肩而过，虽然我们双方都没有恶意，我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那位女性难免就会紧张，就算排。

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不同，合理反抗标准也有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的底层逻辑，只有反抗或者还击才代表拒绝。

如果女性只是哭泣或者是在语言上进行拒绝，那么在没有其他证人，女性身体上又没有伤痕，衣服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不会判处被告有罪，只有反抗才能代表拒绝，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合理。

所以法律界对于性侵的认定标准继续进化，出现了第三种类型，叫做不等于不标准。

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说不，就可以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不同意。

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是著名的拳王泰森强奸案。

一九九一年，泰森担任一个选美比赛的评委，比赛选出的冠军是十八岁的德斯雷华盛顿，比赛结束之后，派。

森邀请美女华盛顿去吃豪华大餐，坐自己的豪车去兜风，在车上泰森还亲吻了华盛顿。

凌晨二人来到泰森住的酒店，泰森邀请华盛顿上楼坐一会儿，两个人坐在一起看了很久的电视。

之后，泰森强行与华盛顿发生了关系。

自始至终，泰森都没有使用强烈的身体暴力，华盛顿也没有明显的身体反抗，不过华盛顿有语言上的拒绝，但是泰森无视了华盛顿的拒绝。

几天之后，华盛顿报了警。

也许在泰森看来，这不过是一次你情我愿的约会。

但是法官认为，既然华盛顿已经在语言上说了不根据不等于不标准，泰森就应当停止自己的行为。

女性的语言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她是一个理性的人，当她说了不，你的行为就过界了。

而且在本书中，罗强认为，就算是有男性撒。

自真心的认为女性说不只是害羞的表现，只是所谓的半推半就。

那法律也应该抛弃这种花花公子式的哲学，为了真正的保护女性，必须赋予女性说不的权利，法律应当尊重女性语言上的拒绝权。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新的标准，叫做肯定性同意标准。

也就是说啊只有表达肯定性的同意，才能在法律上被视为同意。

除此之外，哪怕是沉默也要被视为拒绝。

从理论上讲，肯定性同一标准更加尊重女性的意愿，更能保护女性的选择权。

但是罗翔认为，在当下，肯定性同一标准想要普及开还是面对着不小的阻力。

毕竟在我们通行的观念中，性还是一件私密的事情。

如果法律强制规定，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公开地表达自己对于亲密的。

医院，并且需要时常征求对方的同意，那似乎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所以罗强认为在认定性侵犯罪的时候，主要应该采用的是不等于不标准，而肯定性同一标准在当下主要是道德生活中作为自律的一种依据。

刚才我们谈了关于认定不同意的四种标准，举了各种各样的案例，你会发现啊每一个标准背后不是简简单单规定了一个边界，而是都有法律人对于这个行为好还是坏、应该还是不应该的判断。

换句话说，一条法律背后并非单纯规定的是是还是不是，更多规定的是应不应该是。

所以罗翔说，法律人的眼中永远只有价值问题，没有纯粹的事实问题。

即使是数字也不是冷冰冰的，背后同样承载。

让法律要倡导的公平与正义。

比如关于性侵问题，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同一年龄。

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要到多少岁以上，我们才认为他的同意是理性的。

人的生理和心理年龄有可能是不同步的，很有可能一个人的身体发育成熟，但是心理上还懵懂无知。

所以世界各国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提高同一年龄，避免幼女和少女成为男性剥削的对象。

过去很多国家在立法上采取的是单一年龄制度，比如我国啊是以十四岁为界，和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一律是犯罪。

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开始采取复核年龄制度，我国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通过了刑法第十一修正案，也开始采取复核年龄制度。

比如在刑法第十一修正案中，特意化。

出了十岁这一道线，以往法律规定和不满十四岁的幼女发生关系，基本刑是三到十年的有期徒刑，不过要在这个区间内从重处罚。

而根据新的刑法修正案，如果侵犯的是十岁以下的幼女，就属于加重情节，要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除此之外，刑法第十一修正案还在十四岁以上又画了一道线，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富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不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同样是各国立法的一个趋势，就是要打击滥用信任地位的性侵。

比如作家林意涵的悲剧，高中时期的林一寒。

被补习班的老师引诱之后被侵害，在此之后，他又发现这位老师竟然还在捕猎其他的女生，这给林忆寒留下了心灵的创伤，他最终选择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那位老师就是滥用了他的影响力，滥用了他的信任地位，满足自己扭曲的欲望，实际上是在物化对方，也在剥削对方。

而越来越进化的法律就是要打击这种问题。

在书中，罗强还举出了更多案例，你会发现单单是同意的问题，就会有大量的疑难问题，必须通过价值判断才能解决。

比如一个人冒充一位女性的丈夫和她发生关系，这是否构成性侵呢？那一个人冒充明星和粉丝发生关系，这又是否构成性侵呢？如果一个人冒充有钱人和别人发生关系，这个又是否构成性侵呢？如果不考虑价值判断，只做事实判断，那么刚才提到的三种情况都有欺骗的成分，在欺骗就会导致同意无效，这三种情况都可以被认定为性侵，但是法律要尊重道德。

虽然为了追星而发生关系，或者单纯投人家的钱而发生关系，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是法律一定要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对方真的是明星，真的是有钱人，那么普通人就一定会和他发生关系吗？这并不构成强的因果关系，也不是主流价值观鼓励的。

所以啊前面提到了三种情况，只有第一种属于性侵。

你看啊，在法律中，每一条法律、每一个标准都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发生或没发生满足或没满足的问题。

罗翔在这本书中总结到，这是个不完美的世界，但是法律人。

希望用法律坚守自己心中的善良，让人们对良善有信心、有盼望。

所以对于法律人来说，没有单纯的事实问题，只有价值判断。

问题到这里，这本刑法中的同一制度其中精华的部分我就为你解读完了，咱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性侵案件，在法庭上想要举证同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法律工作者们更倾向于寻找不同意的证据。

世界范围内，关于不同意的标准大概有四种立场，从最大限度地反抗标准、合理反抗标准到不等于不标准，再到最新的肯定性同意标准，这些标准越来越尊重女性的意愿，保护女性的选择权。

当下在认定性侵犯罪的时候，主要采用的还是不等于不标准，而肯定性同意标准主要是道德。

生活中作为一种自律的依据，每一个标准的背后也不是简单的规定了一个边界，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发生或没发生满足或没满足的问题。

法律人希望用法律坚守自己心中的善良，让人们对良善有信心、有盼望。